说弗朗西丝是个写小说的，不是科学家，她找的人也不是医生，不是教授，只是一个在自家后院养苍蝇的老头。
法官点了点头。
男人无罪释放。
他走出法院的时候，记者围上来。他低着头，用手帕擦了擦眼角。“我为这一桩谋杀感到愤怒，为妻子的遭遇同情不已，我要为妻子服丧。”
他说，声音很轻，很悲伤。第二天的报纸上，他的照片印在头版。标题写的是：“伯爵之子丧妻，悲痛欲绝。”
没有人提那些虫子，没有人提那张纸，没有人提弗朗西丝。
她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那辆马车走远。车轮碾过石子路，咕噜咕噜的。那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什么也听不见了。
后来，那个兼职法医找到她。
他约她在咖啡馆见面。他穿着旧外套，袖口磨得发白。手指上还有干了的血渍，不是病人的，是尸体的。
“那女人身上有瘀伤。”他说，声音很低。“旧的，新的，叠在一起。肋骨断过，旧伤。手臂上有抓痕，指甲断了两根。肯定被人打过，不止一次。”
弗朗西丝看着他。“你之前怎么不说？”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手。
“男人打女人，”他说，“这不是定罪的理由。法庭也不会认可。法官只会说，这是家务事。陪审团只会觉得，那女人肯定做了什么惹他生气的事。”
他顿了顿。
“况且我还有一家老小要养。做不到你那么勇敢。”
弗朗西丝没有说话。她端起那杯凉透的茶，喝了一口。苦的，涩的，可她咽下去了。
她知道他说的是对的。法院不认瘀伤，不认虫子，不认那些
被丢在乡下的女人。他们只认口供，只认证人，只认那些穿着体面、笑得得体、在法庭上低着头、用手帕擦眼角的人。
她站起来，把钱放在桌上。“我请。”她说。
法医没有推辞。
她走出咖啡馆，站在街边。伦敦的天还是灰蒙蒙的，煤气灯还没亮。她站了一会儿，才迈开步子。
弗朗西丝做了她能做的一切。
她找了医生。医生切开尸体，指着颅骨上那个圆形的洞，说这是钝器击打造成的。
她找了昆虫学家。老头用尺子量了那些蛆虫，翻开笔记，算出死亡时间，把男人的不在场证明撕开一个口子。
她把这些证据带到法庭上，把那个贵族扯到了审判席上。
可这就是全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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