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班纳特先生每天皱着眉看账本，手指在算盘上拨来拨去，最后总是叹一口气。班纳特太太的絮叨比平时少了一半——不是因为不想说，是因为说了也没用。
“谷物又涨价了。”父亲偶尔会说一句，然后继续低头看书。他看得比平时更久，像是在书里找什么东西。
她记得那些日子。不是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而是一种灰蒙蒙的底色，铺在那几年的每一天下面。冷。湿。阴。天总是亮不起来，云总是压得很低。早饭要点蜡烛，午饭也要点蜡烛，晚饭就更不用说了。一家人围着餐桌坐着，火光映着每个人的脸，瘦了一些，沉默了一些。
什么都没有。
后来她在书里读到，那几年欧洲发生了什么。
有人窝在屋里写东西。拜伦和雪莱夫妇在日内瓦湖边的那栋别墅里，因为出不了门，只好围炉夜话。雪莱的妻子玛丽——那个和她同名的女人——在那年夏天开始写一个故事，关于一个用科学创造出来的怪物。
《弗兰肯斯坦》。
她记得读那本书的时候，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同样的阴雨，同样的寒冷，同样的困在屋里无处可去。那个叫玛丽的姑娘，和她一样，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雨，写下了一个没有人相信会成真的故事。
后来那个故事流传了两百年。
还有那些画。透纳那些浓雾弥漫的海景，那些模糊的、像是被什么东西笼罩住的画面。有人说是他后来的风格，但也有人说是那几年的天空真的就是那样。灰黄的天，铅灰的海，分不清界限在哪里。那些画挂在画廊里，人们看了说“真有意境”，不知道那是真实的天空。
还有人没能挺过去。
谷物歉收，粮价飞涨，穷人挤在救济院门口等着发粥。报纸上那些简短的讣告背后，是一个个她永远不会知道名字的人。那些讣告只有一行字，连名字都印得模糊。
她那时候还小。
但她记得那种感觉。
不是冷，不是饿，是一种说不清的压抑。像是天空被什么东西压着，怎么也亮不起来。她坐在书房里，坐在树丛的石头上，坐在任何能一个人待着的地方，脑子里转着那些她说不出来的念头。那些念头像乌云一样，积在那里，散不掉。
阳光从窗外移过来，落在她手背上。
玛丽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上面还有一点洗不掉的墨渍。食指侧面那一小块，怎么也洗不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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