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片背面的字不多。一共十七个字。
“深海即刻返渝。以英雄姿态述职。带回全部物证。”
余则成把这十七个字读了三遍。
教书先生的脸色已经白了。
“他们要你回重庆？”教书先生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里的震惊掩饰不住。“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余则成说。
“毛人凤派人杀你，灭口小队失踪，你在南京消失了快两个月。你现在回去，等着你的不是迎接英雄的鲜花。是内调局的审讯室。”
“我知道。”余则成又说了一遍。
教书先生站了起来。他在狭小的安全屋里来回踱了两步。破旧的长衫下摆扫过地上的灰尘。
“他们会查你这两个月的每一天。你去了哪里，见了谁，做了什么。你跟地下党的接触，跟我们的关系，如果被查出任何一丝蛛丝马迹……”
“查不出来。”余则成打断了他。
教书先生停住了脚步，看着他。
余则成从桌子底下拉出了一个灰扑扑的帆布包。包里是几样东西：一块沾了血渍的军统制式皮带扣、一份被水泡过的假通行证、一截绑腿用的绷带——上面还残留着干涸的脓血、以及一本被烧焦了半边的南京城防图。
这些东西不是今天准备的。
从离开江边那个枪林弹雨的撤离点开始，余则成就在有意识地收集和伪造这些“物证”。他一直在为一个可能出现的局面做准备：有朝一日，他必须解释自己这段时间的去向。
“我的说法是这样的。”余则成坐回了桌前，开始条分缕析地陈述。
“我在江边遭遇了日伪的伏击。注意，是日伪的伏击，不是军统灭口。因为灭口小队的人已经死绝了，没有人能活着回去报告他们的真实任务。”
教书先生听着，慢慢地坐了回去。
“我在伏击中受了伤，掉进了秦淮河。被一个渔民救起来，在城南的贫民窟里养了一个多月的伤。这就是我失联的原因。通讯中断，不是叛变。是受伤。”
他指了指那截沾着脓血的绷带。
“这是磺胺过敏后的化脓反应。任何一个军医看到这个，都会认为伤者至少卧床了三到四周。”
教书先生的眉头微微舒展了一些。“那密码本呢？”
“密码本是我在刺杀李海丰之后就拿到手了。这个戴笠知道。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在撤退的时候从密码本的夹层里发现了一份联络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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