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害怕吗？”余则成反问。
刀疤脸愣了一下。
“不怕。”他说，“先生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你连我姓什么都不知道。”
“不需要知道。”刀疤脸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稳，“我知道先生是个好人。好人的名字，知不知道都一样。”
余则成看了他一眼。
这个右手虎口上有刀疤的车夫。南京城里最底层的人。整天拉着黄包车在大街小巷里跑，赚的钱勉强够吃两顿饭。他的家人被日本兵杀了。他的房子被汉奸烧了。
但他还愿意相信一个人。
而军统那些穿呢子大衣、戴金表、喝法国红酒的人，却在他替他们卖命之后，派人来灭他的口。
这就是区别。
吕宗方说的那句话又浮上了心头。信仰是无底的深海。
余则成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
“你帮我做件事。”他说。
“先生请讲。”
“天亮以后，你去城东打探一下。看看日本人封城封到什么程度。路卡设在哪里。水路还能不能通。然后回来告诉我。”
“明白。”刀疤脸点头。
“记住。不要冒险。不要靠近岗哨。只用眼睛看，用耳朵听。你不需要做任何英雄的事情。你只需要活着回来。”
“先生放心。”
刀疤脸退出了地窖，把木板重新钉好。外面恢复了安静。
余则成一个人坐在黑暗中。
他把手伸进了裤子口袋里。
口袋里有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本1940年的旧日历。薄薄的。封面已经卷了边。这是左蓝在他出发去南京之前塞给他的。当时她说了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需要帮助，把日历的第十七页折一个角，放在第三码头邮筒旁边的树洞里。”
他一直没有用过。
第二样，是一只黄铜怀表。表盘的玻璃已经碎了，指针停在了一个不知名的时刻上。但表壳的背面，刻着两个极小的字。
深海。
这是吕宗方的遗物。是那个在贫民窟地窖里说出“延安”二字的人留给他的最后一件东西。
余则成把怀表握在手心里。金属的冰凉感透过皮肤传进了骨头。
他想起了很多事情。
想起了在重庆电讯处机要室里第一次见到吕宗方。那个人穿着灰色的中山装，目光沉稳，说话留三分余地。
想起了在歌乐山的雨夜里，吕宗方用一句“钝刀割肉”教会了他职场的生存法则。
想起了在太平饭店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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