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站在那里，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他身后那盏路灯。
韦红霞当上小组长的第二个月，超市来了一个不该来的人。
那天下午，她正在饮料区补货，把新到的矿泉水一箱一箱地往货架上码。
她已经不觉得矿泉水重了，四个月搬下来，手臂粗了一圈，腰板也直了，整个人像一棵被重新培了土的树，虽然疤痕还在，但枝叶总算重新舒展开了。
听见有人走近，脚步声不紧不慢，皮鞋踩在地砖上，咯吱咯吱的。她没有抬头，以为是普通顾客，蹲在那里继续码货。
“哟，这不是韦红霞吗？”
那个声音像一把生了锈的刀，从她后脑勺划过去，不深，但刺骨。
韦红霞的手顿了一下，手里的矿泉水瓶从指间滑落，骨碌碌地滚到了货架底下。
她蹲在那里，低着头，没有动。
那个声音她认得，不太确定是谁，但她认得那种语气——轻佻的、居高临下的、把她当东西看的语气。
“怎么，不认识了？”皮鞋停在韦红霞面前，她看见一双灰色的袜子，裤腿熨得笔挺，一尘不染。
她的目光从那双皮鞋慢慢往上移——灰色的西裤，深蓝色的polo衫，脖子上一条金链子，不粗，但亮。
脸有些眼熟，五十多岁的男人，秃头，嘴角挂着一丝笑，那种笑她见过太多次了，是在旅馆的床上，是那些男人完事后点烟时的表情。
她想起来了，是老吴。周五金介绍的第一个客人，那个开着黑色轿车、手上戴着金表、挑剔她腿上疹子的男人。
他在她身上花过不少钱，每次都是两百，偶尔给三百。
她记得他说话的方式，慢悠悠的，像在品茶，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天然的优越感。
韦红霞站起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
“先生，需要买什么？饮料在这边，矿泉水、果汁、茶饮料都有。”
老吴看着她，目光从她脸上的疤移到她身上的超市制服，又从制服移回到她的脸上。
他笑了，那笑容不张扬，但刺眼得很。
“韦红霞，你这是从良了？”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韦红霞身上，“在超市上班？一个月挣多少？两千？三千？”
韦红霞没有说话。她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指甲剪得秃秃的，指节粗大，手背上还有搬货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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