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厅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僵坐在座位上。
他的背挺得笔直，双手平放在桌面上，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但桌面上他的手指正无意识地抠着桌沿，指节泛白。
莫洛托夫是毛熊外交体系的总设计师，是斯大林最信任的外交执行者，是能够在最艰难的谈判中面不改色地拆解对方每一个条款的老手。
但此刻，他看着天幕上那间安理会会议厅里属于毛熊的、空无一人的席位，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天幕刚才说的那句话，他给斯大林发过电报，发过不止一次，他明确地告知过缺席的后果，而斯大林给他的答复，是不。
莫洛托夫的心脏像被人用手攥紧了一般，天幕说他做对了，他当时做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毛熊不出席，鹰国就一定会推着联合国通过出兵决议。
他正确地预见到了后果，他正确地提出了应对方案，但他的正确被斯大林亲手按了下去。
斯大林就坐在会议桌的首位。他一只手握着那只多年不离身的烟斗，烟斗里升起细而直的烟柱，在清晨从高窗洒进来的阳光中袅袅升腾，没有一丝紊乱。
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波动，没有愤怒，没有慌张，没有懊悔，仿佛天幕上正在播报的那一切跟他毫无关系，仿佛空掉的那个安理会席位不是他亲手制造的。
他不说话，整个房间里就没有人敢说话，但沉默本身就有重量。那种重量压在每一个参会者的胸口上，让他们的呼吸变得短促而压抑。
在莫斯科的另一间办公室里，一位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他站在窗前，抬头看着天空中那道冰冷的光幕，嘴唇发白，微微颤抖。他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向不存在的人质问：“所以……我们故意缺席了安理会的表决？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联合国通过了出兵的决议？安理会的那一票否决权，他们明明有，斯大林同志为什么不让用？”
没有人回答他，他也不敢让任何人听到这个问题。
当他的目光和在场几个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撞在一起的那一瞬间，他看到了他们眼中同样的表情。
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混杂着困惑、震惊和某种不敢说出口的了然的神情。
这些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布尔什维克们，经历过三十年代的肃反，经历过卫国战争的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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