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的胡同里，一间半的平房，门口搭了个油毡棚子，棚子底下靠着一辆半旧的二八大杠。邻居们管他叫“小韩”，知道他在街道上接些零活，帮人跑跑腿、送送货、有时候去火车站接个站、有时候替人排队买点紧俏东西。
他三十多岁，话不多，脸上总挂着一副和气的笑，谁家搬个东西、换个煤球、看个门，他都能搭把手。没人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也没人问过他到底靠什么吃饭。
韩志远回到城北那条窄胡同的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了。
他把二八大杠支在油毡棚子底下，进了屋，拉亮那盏十五瓦的灯泡，昏黄的光照着这间半的平房。靠墙一张单人床，床单洗得发白，枕头边摞着几本旧杂志。窗下一张三屉桌，桌上一只搪瓷缸子，缸底还沉着前天的茶锈。他把五根金条随意丢在空着的咸菜坛里，然后坐在床边，点了一根烟。
烟抽到一半，他拉开床头柜最下面那个抽屉。抽屉里有一张折了角的旧照片，黑白底，边缘发黄，照片上三个人——中间坐着一个穿长袍马褂的老头，左边站着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中年男人，右边站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那男孩是韩志远。老头是他爷爷，中年男人是他爹。
爷爷是汉奸。这话他从七岁起就听街道上的人念叨。伪满时期爷爷在县里当过商会副会长，给日本人筹过粮、征过工、收过金。日本投降那年，爷爷被国民政府判了刑，死在监狱里。他爹没沾过日本人的边，可接过爷爷的生意，开过一家纺织厂。公私合营之后他爹还算太平，可到了三反五反，有人把爷爷的旧账翻出来，说他爹“继承汉奸遗产、剥削工人”，厂子收了，人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后来死在农场里。那年韩志远十二岁。
从十二岁起，“汉奸的孙子”“资本家的儿子”这两顶帽子就扣在他头上，摘不掉。上学时同学躲着他，工作后单位里没人跟他交心。他不怨谁，怨也没用。可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他得活出个人样来，他不能像他爹那样窝窝囊囊地死在泥里。他铆着劲干活，可铆着劲干活也换不来一个好脸色，他走到哪儿，那顶帽子就跟到哪儿。
直到“一个贵人”找到他。
那个贵人，姓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