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畔建立了新的郑国，这一郑国又称新郑。关中的郑国因为失陷于戎人之手，后来被秦人收复，成为秦国最早设立的县。
早期的县，意义和商鞅变法后设立的县不同。县的本意是“悬”，即孤悬于外的国土。这片国土国君不方便直接管辖，就设立一个县，委派官员管理，相当于边疆自治区。商鞅变法后，统一将各地乡邑汇集成县，成为一级常设的地方行政区划，从此，秦君不再亲自管理这片国土，而是委派官员管理，在政治上形成中央-地方的垂直架构，而不再是传统的甸服（京畿）-侯服-荒服，或国-郊-野的水平架构。从后世的视角来看，商鞅的这一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只不过当时这一意义还不是很明显。
由于商鞅变法，郑县从一个边疆区转变为一级地方区划，这种改变对于当时当地的人来说，基本无感，但事实上，整个政治运行的底层逻辑被重置了，说秦国就是因此而崛起，也并不为过。
从敷水到郑县还有一天路程，而现在天色已经不早，秦使团就在最近的城邑中住下。
在那个年代，筑城并不像后世那样，是一种国家行为，不仅国君有利筑城，大夫的封邑，甚至一般的邑里也都可以筑城，只要能承担得起筑城的费用。能筑城的邑里，邑中一般有富裕的大户，有较多的人口，而且通常能组织起武装。这种乡邑级别的武装，在当时比较普遍，通常也能和当地的统治力量维持较好的关系，在征发兵员时，这些半正式的武装基本可以直接上战场；除非他们公开与统治集团对抗，一般都会相安无事。像郑县这样几乎处于战时状态的地方，民间自发修筑的城邑不少；在一些要害地方，民间修筑的城池和官方修建的堡垒相互呼应。秦使团留驻的这个城邑，身后数里就是秦军亭障。
秦军将秦使团安排好，就自己回去了。在乡邑里居住不同于驿站，大家不是聚集在一起，而是各家各户分配几个人、一乘车。郑县的贫困程度不亚于阴晋，秦使团入住的家庭中，几乎拿不出什么吃的，秦使团只能动用自己的储备，只用所住家中的灶，做了一顿晚餐。
这些人的家中，不是女人就是小孩，几乎找不到男人。问一问，就是男人都被抽调从军了。郑县不是什么大县，位于前线，对兵力的需求极大，几乎能打仗的男子都从了军，田也无人耕种，收成很差。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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