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货。修过十七次，最后一次修是三年前，配件找不到，用国产替代的，不匹配，产量下降了百分之四十。”
炜杰凑近看。破碎机的外壳上印着一行俄文铭牌，油漆剥落。传动皮带开裂了，像一条干涸的河床。
“这台球磨机，电机烧过两次，绕组重绕过，功率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马矿长用手拍了拍外壳，发出空洞的回响。
“这台浮选机——”他顿了顿，“彻底报废了，三年前停的。现在用手工浮选，效率是机器的十分之一。工人们拿脸盆在水里搅，耗人力，耗时间，出来的精矿品位还低。”
一圈走下来，炜杰的心情越来越沉重。这不是改造，这是重建。每一处锈迹都是时间的债，每一道裂痕都是荒废的证词。
“马矿长，这些年你们怎么维持的？”
“怎么维持？”马矿长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没有幽默，只有长年累月的苦涩，“卖库存，卖废料，卖能卖的一切。去年把厂里唯一一辆吊车卖了，换钱发工资。现在仓库里除了老鼠屎，什么都不剩了。”
夕阳从西边的山坳里斜射过来，把厂房的长影投在地上，像一道道黑色的伤疤。
“给我一份完整的设备清单，”炜杰说，“能动的，不能动的，报废的，全部列出来。人员名单也给我一份。”
马矿长看了他一眼，眼神里第一次有了一丝不一样的东西。
“好。明天给你。”
晚上，住在矿区的招待所。房间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盏台灯。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报纸，印着一九九零年的新闻，标题是《林氏集团大举进军西北矿业，承诺五年内投资过亿》。报纸的边缘卷了起来，被无数次看过，又无数次遗忘。
炜杰睡不着，披了衣服走出来。矿区夜里很安静，只有风声和远处一台变压器过载的嗡鸣。空气干冷，吸进肺里有砂纸打磨的感觉。他走到厂房的阴影里，点了一根烟。
身后传来脚步声，拖沓、沉重。是马矿长。
“炜总，睡不着？”
“睡不着。”
马矿长走到他身边，也点了一根烟。烟是本地的便宜货，味道辛辣。
“这座矿，是我一手建起来的。”马矿长说，声音低沉，“八五年投产的时候，我是副矿长。那时候全矿三百多人，年产值一千万，是县里的纳税大户。后来苏联设备老化，换不起新设备，产量一年比一年低。九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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