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座灰白色的石砌建筑，正面竖着几根高大的罗马柱，内部的会议厅宽敞而明亮，长桌上铺着深绿色的绒布。
欧罗巴各国派出的代表在桌子的另一侧依次落座，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极力维持体面却掩饰不住灰败的复杂表情，那份表情有点像是一个人被当面撕掉了所有遮羞布之后还要努力挺直腰杆和对方平视。
曹景隆这边只带了几名随行的译官，进会议室的时候大大咧咧地往主位上一坐，两条腿一岔，后背靠进椅子里，目光越过长桌扫了一遍对面那些衣冠楚楚的欧罗巴代表。
他的大乾话也没指望对方能听懂，全交给了译官去转述。
会议桌上的第一句话是曹景隆说的，语气随意得像是在菜市场问价："咱们也别绕弯子了。你们派了那么多人去南洋打我，现在打输了，舰队也赔进去了，咱们直接谈赔多少吧。"
对面那些代表们的脸色更白了。
一开始还有人试图用外交辞令打圆场，把联军行动说成是"误会"和"情报失误"，试图把责任推给"下层指挥官擅自行动"，还搬出国际法和通商惯例之类的长篇大论想给自己争取一个体面的台阶。
可曹景隆把一条腿跷到另一条腿上面，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译官转述那些绕来绕去的说辞，等到对方终于说完了，他才慢悠悠地回了一句："你们当初派兵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那会儿可没听谁说'误会'。既然打输了，就按打输了的规矩办。要么签字，要么我回去下令炮击港口，两条路你们自己选，快一点，我赶时间回大乾吃饭。"
满屋子鸦雀无声，那些欧罗巴代表互相交换着眼神，最终还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外交官率先低下了头，开口问"贵国的条件是……"。
曹景隆翻了翻提前备好的一份条款草稿，扔到桌上让译官念给对面听。
译官清了清嗓子，逐条宣读起来。条款的内容很细，几乎涵盖了一个战败国能割让和赔付出的一切。
赔款的数额定在白银三千万两，分十年还清，以关税和港口税收作为抵押。
欧罗巴诸国在大乾所有藩属国的口岸商站全部关闭，其经营活动由大乾指定的商行接手。
欧罗巴的商船在今后二十年内不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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