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殷而言，佛教就是他下一个要进行切割改造的“文官集团”。
必须要遏制佛教目前的扩张状态，事实上，这个时期已经开始了释儒道三教合一的潮流，比如南齐时的隐士张融，临死前嘱托家人给他入殓时要左手执《孝经》、《庄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主打的就是三圣皆拜，哪个神都不落下。
这也是宗教战争自然选择的结果，如若不能彻底的消灭对方信仰，民间还有死灰复燃的土壤，那么某一教派迟早会卷土重来。
而在不得不保持着对皇权的亲近和奉承，以至于必须在皇权监管下进行有限斗争的状态下，那么三教只能接受对方一定会存在的客观事实，也就会在各种层面上受到对方的影响、吸收要素，继而达成融合。
就像癌细胞可以通过化疗压制，但无法彻底根除，那就只能尽量治疗以延长死亡线，甚至和癌细胞走向共存。
所以对宗教改造的主要方向便敲定了，那就是以皇权为政治背书，让佛教割让出一定的释经权与经济利益，将它与儒教进行融合，并重新扶持起衰弱的道教来，让三教各取所长、百花齐放。
如此就会涌现出一批或支持或反对的士人，掀起一阵三教融合、衍生出新流派的学术狂潮，从而带动整个大齐的文明乃至风气变革，形成古早的“文艺复兴”。
若能再吸收春秋时的农家、墨家、阴阳家、小说家等学派的杂说，那诸子百家的繁盛景象，或许就会在齐世重现，那种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境界犹在眼前。
这也是高殷上手就开始走小说道路的原因，一来掩盖密探建设和特务政治，二来催动新文化新思潮的发展，三来则是复古，用故事唤醒人们对中国早期发展历程的思考，四来……就是借助小说散播的忠君爱国、歌颂爱情、修德成仙等概念来迎合不同人群的喜好，继而扩散高殷自身对文化的影响力。
文化工作越早进行，后面的发展就越顺畅，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大哥大换成小灵通，又从小灵通换成智能手机，但对于最初的相机则充满了未知的恐惧，只有第一个敢于拍照的人出现，才能让更多人明白相机并不会摄魂，小盒子里也没有关着小人。
而让佛教主动退让，他们肯定是不愿意的，所以要双管齐下，一边清查佛教内部的问题，如拓跋焘查出僧人私藏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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