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的地铺方向，眼神空洞。陈大栓出去拉活更勤，也更沉默，回来时总是带着一身疲惫和更深沉的忧虑。
陈醒则把自己更深地埋进了稿纸里。除夕那晚的温暖与离别，互助会里每日发生的细微互助与人性微光，刘春心那双偶尔流露悲凉却依旧挺直的肩膀，父亲沉默的背负，母亲坚韧的操持……所有这些鲜活的、带着泪与笑的碎片，在她笔下汇聚、流淌。
《孤岛浮生》的第一个故事，竟一气呵成。写的是仁安里三楼几户人家，在炮火连天、物价飞涨的绝境中，如何从最初的疏离、猜忌，到因为一口米、一捆柴、一次危急时的挺身而出，而慢慢结成一个小小的、温暖的“求生同盟”。
故事里没有英雄，只有为生病孩子省下一口粥的母亲，有为掩护邻居而巧妙周旋的“不体面”女人，有沉默寡言却总在关键时刻出力的车夫，也有在恐惧中依旧努力维持体面、最终学会放下面子的太太……都是小人物，都是求生的本能，却在冰冷的时代洪流中，碰撞出了人性最质朴也最动人的光华。
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笔，陈醒感到一种奇异的疲惫与满足。这篇文章，与她以往写的童话、美食随笔都不同，它更沉重，更真实，也仿佛更贴近她此刻跳动的心脏。她忽然很想念沈伯安老师。
如果他在，一定能看出文章里的生涩与不足，也能给她最需要的指点与肯定。他会用那双睿智而温和的眼睛看着稿纸，然后说：“陈醒，这里可以再收一点……那里，情绪可以再推一步……” 可是，沈先生在哪里呢？
几乎在同一时刻，远在千里之外，黄土高原凛冽的寒风中，一行风尘仆仆的人，正艰难地跋涉在蜿蜒的山道上。
沈伯安裹着一件半旧的灰布棉袍，头上戴着北方农民常见的毡帽，脸上沾满尘土，嘴唇干裂。他身边是十几个同样装束、神色疲惫却目光灼灼的男女，多是教师、记者、作家，来自上海、北平、武汉等地。他们已经走了快半个月。
离开上海是在一月底，淞沪战火初燃之时。他们通过秘密渠道接到通知，去一个“能真正看清中国未来、找到救亡道路的地方”。行程极其艰险。先乘渔船偷渡出吴淞口，在海上颠簸数日，躲过日军舰艇巡查，在苏北一处荒滩上岸。然后便是漫长的陆路，昼伏夜出，绕过日占区和国民党严控区，穿过无数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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