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肉也靓，肥膘多，熬油炒菜都香。”她是当家人，自然知道这些东西在艰难时刻的价值。
“爹，这得不少钱吧？”大姐问。
“还好。”父亲含糊道，走到水缸边，看到水是满的（陈醒下午刚和姐姐挑满），没说什么，只是拿起水瓢的手，似乎稳了些。
从那天起，陈大栓正式成了囤积行动的一员。他不声张，但眼睛更尖了。拉车路过熟悉的南货店、腌腊铺，会停下来看看，问问价。遇到确实便宜又耐储存的，就咬咬牙买下来。
他买的东西，带着鲜明的“老上海”特色和底层智慧：
几包用荷叶裹着的、价格低廉的“笋干”和“霉干菜”，说“这东西泡开了，和咸肉一炖，下饭，也放不坏”。
一小坛子“虾子酱油”，说是“实在没菜时，拌饭拌面，提鲜”。
甚至还有两包粗盐，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藏在车座下面带回来。“盐是百味之首，也是要紧物事。”他解释得言简意赅。
他还贡献了储存方法：咸鱼咸肉，用炒过的花椒和粗盐再细细抹一遍，裹上油纸，放在阴凉通风的竹篮里吊起来。米面豆子，在布袋下面垫上生石灰包吸潮。“这都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法子，防霉防蛀。”
父亲的变化，母亲和大姐都看在眼里。虽然不明白具体缘由，但家里这种“备战备荒”的气氛，让她们也莫名紧张起来。母亲不再多问，只是更加精细地规划着每一分钱，计算着如何把有限的储藏空间利用到极致。大姐则负责把父亲和醒儿买回来的东西，分门别类，妥善藏好，小小的亭子间，被她整理得像一个结构复杂的微型仓库。
家里的伙食，在囤积期间反而变得异常“丰盛”起来——当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丰盛。咸鱼蒸一小段，咸肉切几片和笋干一起炖汤，霉干菜烧豆腐……都是极下饭、极耐吃的菜式。油水也足，因为咸肉熬出的猪油，被母亲小心地舀出来，存在瓦罐里，炒菜时只用筷子尖挑一点，满屋生香。
父亲吃饭时，话更少了，但咀嚼得很用力，眼神里有一种沉甸甸的东西。有时他会看着墙边堆着的米袋，再看看桌上简单的菜肴，再看看妻女，喉结滚动，最终只是低下头，扒一大口饭。
陈醒知道，父亲是在用他的方式，消化这份前所未有的焦虑，并扛起他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这份沉默的参与，比任何言语都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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