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显然没明白，或者对他的报价不满意。他们转向了另一个年轻些、看起来更机灵的车夫。
那个车夫似乎也不懂英语，但他反应快，立刻伸出两根手指，又指着两个外国人，做出“二”和“车”的手势，然后报了个大概的价钱。两个外国人明白了，点点头，把行李放上那辆车，又招手叫了另一辆，谈妥价钱，上车走了。
生意眼睁睁被人截胡。陈大栓僵在原地，伸出的手指还没收回来，脸上那点挤出来的笑容早已冻僵，变成一种难堪的、木然的空白。周围隐约传来其他车夫低低的笑声和议论。
“老陈不行啊，洋话听不懂……”
“年纪大了，脑筋转不动喽。”
“还是年轻的好，脑子活络……”
那些话语，钻进耳朵，比昨晚的烧酒更烧心。他默默地收回手，低下头，拉起自己的破车，慢慢挪回墙角。手里的杂面饼子再也咽不下去，喉咙堵得发慌。不仅仅是一趟生意的损失，更是一种被时代、被这日益“洋气”的上海滩抛弃的无力感。连拉车，都要会两句洋文了吗？
他蹲在那里，看着街上穿梭的车流人流，看着偶尔经过的、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外国人，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到，自己这身力气，在这座城市里，正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傍晚，陈大栓拖着比早晨更沉重的步伐回到家。他没喝酒，但脸色比宿醉时更难看。他把车放好，没像往常那样先看陶罐，也没问二丫今天卖了多少钱，直接坐到了桌边的破凳子上，佝偻着背，盯着地面，一言不发。
屋里的气氛有些凝滞。大丫和二丫交换了一个眼神。母亲在里间轻声唤他：“栓子，回来啦？吃饭吧。”
陈大栓没应声。
晚饭摆上桌，依旧是稀粥咸菜，多了几根炒青菜。陈大栓端起碗，机械地扒拉着，食不知味。
陈二丫看着他灰败的侧脸，想起白天在街角听到的议论，心中了然。她慢慢喝完粥，放下碗，走到父亲身边，没有提白天他失掉生意的事，只是用平常的语气，轻声说：“爹，你今天……是不是遇到听不懂洋人说话，丢了生意？”
陈大栓肩膀一震，猛地抬头看她，眼神里有被戳穿的狼狈，也有压抑的怒气。
二丫没等他发作，继续平静地说：“我卖烟的时候，也常碰到洋人。开始也怕，听不懂。后来……跟人学了几个最简单的词。”她顿了顿，观察着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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