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他看不懂的专注，他最终没说什么，只是把账簿往她这边推了推，粗声粗气道：“看吧看吧，反正……就这些破账。”
陈二丫接过账簿。纸张粗糙冰凉。前面的字迹，虽然也显稚拙，但笔画清晰，结构端正，一栏一栏，日期、事项、收入、支出、结余，记得清清楚楚。是母亲的字。从记忆碎片里，她知道，母亲李秀珍，出嫁前念过两年私塾，认识些字，会算账。后来……
“你娘以前，”父亲忽然开口，声音低沉下去，目光不知看向何处，“在杨树浦那边的‘大丰纱厂’做过工。挡车。手脚快，心也细。”
陈二丫抬起眼。
父亲似乎陷入了短暂的回忆，脸上闪过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惋惜，又像是认命。“那时候，还能往家拿几个钱……后来，怀了你大哥。”他顿了顿，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弧度，“厂里管事的说，身子重了，干不了活，站机器边还危险。给了几块钱，就打发了。”
他说得简单。但陈二丫能想象。1920年代初的上海纱厂，女工命运。怀孕意味着失去工作，几乎没有补偿。母亲挺着大肚子回到这弄堂，从此，家庭的重担几乎全压在了父亲一个人拉车的肩膀上。识字、记账，成了母亲在家庭内部仅存的、证明自己价值的方式之一。
直到这次难产，彻底击垮了她。
“你娘记性好，账也清。”父亲的目光落回账簿上，看着自己那歪斜的名字，和母亲娟秀的字迹形成的刺眼对比，声音更低，“我……就会画个名字。别的，看不懂，也写不来。”
他说这话时，没有抱怨，只是一种陈述事实的平静，甚至带着点习惯性的麻木。但陈二丫听出了那平静底下，或许连父亲自己都未曾清晰察觉的东西——一种对于“识字”的、隐秘的敬畏，以及与之伴随的、深藏的自卑。
里间传来母亲轻微的咳嗽。父亲立刻收声，像是惊醒了什么，脸上恢复了一贯的愁苦与沉重。他拿回账簿，看着空白的那一行，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毛笔，犹豫了一下，最终把笔放下。
“等你好些了，让你娘记吧。”他对里间说了一句，然后转向二丫，“身上有力气没？能动，就去帮你赵奶奶看看火，她年纪大，生炉子慢。早饭……锅里还有半碗昨夜的粥底子，热了和你娘分着吃。”
他说完，不再看账簿，也不再看二丫，转身又走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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