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堆到第三十七份的时候，楼明之发现了那个名字。
凌晨两点四十分，镇江下起了入秋以来最大的一场雨。雨点砸在出租屋的铁皮窗檐上，声音密集得像有人在用指关节不停地敲门。楼明之盘腿坐在床沿，周围散落着三十七份泛黄的命案卷宗，每一份都用红笔标了号，每一份的死者姓名栏里都用黑框框了起来。床头柜上的台灯灯泡已经连续工作了六个小时，灯罩烫得能煎鸡蛋，他把灯往远处推了推，然后把第三十七份卷宗翻到了最后一页。
那页是法医鉴定的附页，纸张薄得透光，边缘有一圈被水浸过的黄色痕迹，像一张被遗忘在窗台上淋了雨的旧报纸。鉴定栏里用打字机敲着一行字，字迹已经褪色到浅灰，但还能辨认——“死者右肩胛骨处有陈旧性剑伤，创口形态与‘碎星式’第七式刺入角度一致。鉴定人：顾鹤年。”
顾鹤年。
楼明之把这个名字念了三遍。第一遍是默念，嘴唇没动，只在他自己的颅腔里响了一声。第二遍是念出声的，嗓子压得很低，像是怕惊动隔壁房间里并不存在的听众。第三遍他念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从牙缝里挤出来，每个音节都在舌尖上停了一下才放走——顾、鹤、年。
然后他拿起手机，拨给了谢依兰。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谢依兰的声音很清醒，完全没有被吵醒的沙哑，显然她也没睡。“怎么了？”
“你上次说，你师叔失踪之前，最后联络的人叫什么？”
电话那头静了大概零点几秒。谢依兰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把话头转了个方向：“我问你一件事。”她的声音忽然压低了半度，像是手机被捂近了嘴唇，语气忽然从深夜工作状态的公事公办变得有些微妙，“你这个人，是不是每次一有什么发现，就不管对方在干嘛也要立刻把电话打过来？”
楼明之愣了一下。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凌晨两点四十分。然后他又把手机贴回耳朵上，试探性地把声音放轻了两个刻度：“你在睡觉？”
“我在洗澡。”谢依兰语气淡漠，那种冷不是生气，而是一个女人在凌晨被人从浴室里叫出来之后，特有的、带着水汽的淡漠。
楼明之的耳根瞬间烧了起来。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烧——他是正经八百的工作电话，有重大突破要通报，是正事，是正事里的正事。但耳朵不归大脑管，耳廓上的毛细血管在他听到“洗澡”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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