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头，走进候车室。候车室里人不多，七八个旅客，有的坐在长椅上打盹，有的裹着大衣蜷在墙角。炉子里的煤块烧得正旺，发出噼啪的响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煤烟味和汗臭味混合的气味。
沈砚之扫了一眼，没看到像是接应的人。他又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十点四十。离发车还有五十分钟。
“沈参事要接的人，是坐哪趟车？”年轻点的兵问。
“从天津来的，十一点到。”沈砚之随口编了个谎。
“那还得等一会儿。”老兵说，“您坐，我们在这儿陪着您。”
沈砚之在长椅上坐下。那两个兵，一个站在他左边，一个站在他右边，像两尊门神。候车室里的旅客都好奇地往这边看，但看到是两个当兵的，又都赶紧低下头，不敢多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挂钟的秒针咔嗒咔嗒地走着，每一声都敲在沈砚之心上。他表面平静，心里却急得像火烧。接应的人到底在哪儿？难道出了什么意外？
十点五十。候车室的门开了，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工作人员走进来，手里提着马灯，大声喊：“去天津的，检票了！去天津的，准备检票！”
去天津的旅客纷纷站起来，拎着行李往检票口走。沈砚之也站起来，那两个兵立刻跟上。
“沈参事，您要接的人还没到呢。”老兵说。
“我去看看，是不是晚点了。”沈砚之说，朝检票口走去。
检票口排着队，大约有十几个人。检票员是个干瘦的老头，戴着老花镜，慢吞吞地查票、盖章。轮到沈砚之时，他刚要说话，身后那两个兵就挤了上来。
“这位是陆军部的沈参事，接人的，不坐车。”老兵对检票员说。
检票员抬起头，透过老花镜看了沈砚之一眼，又看了看他身后的两个兵，点点头：“哦，接人的啊，那进去吧。不过别走太远，就在站台上等着。”
沈砚之进了站台。站台上风雪更大，风卷着雪花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铁轨在雪中延伸出去，消失在远处的黑暗里。几节车厢停在站台上，车窗口透出昏黄的光，隐约能看见里面晃动的人影。
那两个兵还跟在身后，一步不离。
沈砚之沿着站台慢慢走，眼睛在人群中搜索。接应的人应该是个中年男人，戴黑呢帽，围灰围巾，左手拿一份《顺天时报》——这是程振邦在信里约定的暗号。
可是站台上人不多，只有十几个旅客在等车，没有一个是这个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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