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哗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五个大字—「法、算、医、工、农」。
法是律法刑名。大宋律令繁复，地方官员不通律法者比比皆是，每每判案都要仰仗幕僚和胥吏，极易被蒙蔽欺瞒。
设「明法科」，选拔通晓律令的专门人才，充实各级司法衙门，既可提高判案效率，也能从根源上减少冤狱。
当然，这要实践其实很难，因为封建王朝，法律往往不是问题，执行力才是。
算是算学数术。吴哗的想法比王安石更进一步，他不仅仅要恢复被废除的算学博士，还要将算学从「天文历法」的狭小领域中解放出来，算学从理论上，可以是百科之祖，从实践上，也可以推广到田亩丈量、赋税核算、水利工程等更广阔的实务领域。
吴昊那卷手稿，正是为此铺路。
医是医药方脉。大宋虽设有太医局，但地方医疗资源极度匮乏。
一场时疫来袭，往往十室九空，朝廷却束手无策。
开设医科，选拔医官的构想，对于朝廷治理而言，实在太有必要了。
吴哗虽然通过道经，宣传了卫生防疫的知识，可是光靠道士的渗透，很难将触手伸到天下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医学方面的伎术官，很有必要。
工是工程营造。
黄河水患年年不断，漕运河道岁岁淤塞，各地的城墙官廨也时有坍塌。
朝中不是没有懂营造的官员，但这些官员的技艺大多是家传或自学，没有经过系统考核，水准参差不齐。
设工科，培养和选拔专门的营造人才，乃是治本之策。工程方面的东西，就不用说了。
来自未来的吴哗虽然不太涉猎工程，但身为基建狂魔的积累，还有这些年他脑子里出现的土木和其他工程方面的知识，足以让他将这个学科支撑起来。
农是农桑水利就不必说了。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句话道尽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可这话说了上千年，真正系统去研究农学的官员，却是凤毛麟角。
王安石当年推行农田水利法，就是因为缺乏懂技术的基层官员，导致许多工程徒有其表、甚至劳民伤财。
吴哗有意培养一代通晓农桑水利的新型官员，让他们带著技术知识走下乡去。
写到这里，吴晔略作停顿，又提笔加上了一行批注：「五科之外，另设杂科」，收纳格物、地理、冶金、造作等杂学旁收者。然杂科不入正选，只作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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