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了很久，指着自己画的天平说：“那……也不能自己当法官。因为法官要听很多人说话，不能只自己说。自己当法官，万一……万一判错了呢？或者，万一法官自己后来变成坏人呢？”
“万一法官自己后来变成坏人呢？”
林海心中一震。是啊，自封的审判者，如何保证自己永远公正？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自身的堕落？这恰恰是法治社会取代私刑的根本原因。孩子朴素的话，道出了最核心的伦理困境。
“小澈，你说得对。”林海轻声说，“自己当法官，是最危险的事情。”
林澈点点头，又指着三个画面：“爸爸，我觉得，这个画天平的人，好像很喜欢‘旧东西’。柱子是旧的，椅子是旧的，电影院也是旧的。他是不是……住在旧东西里？或者，心里有很多旧的事情，忘不掉？”
旧东西……心里旧的往事……创伤！
林海猛然想到，凶手如此执着于使用与受害者背景相关的“旧物”（工装对应工人/暴力者？制服对应职员/欺诈者？电影院对应“表演者”/欺骗者？），可能不仅仅是为了仪式感，更可能是在重现某种场景，或许与他自身经历过的、与这些“旧物”和“罪行”相关的创伤事件有关！
比如，他可能曾是被穿工装的人暴力伤害过，或被穿制服的人欺诈过，或在电影院遭遇过与欺骗相关的事件。他在通过这些现场，惩罚“同类”，同时也是在象征性地报复当年伤害他的人。
如果是这样，调查方向就应转向：寻找多年以前，发生在纺织厂、旧式单位、老电影院等场所的，未被妥善解决或凶手续觉得“不公”的暴力、欺凌、欺诈事件。凶手可能是当年的受害者或见证者。
这个思路缩小了范围。警方开始梳理近二十年来，与这三个场所有关的、有记录但可能处理结果不尽如人意的治安事件、纠纷、投诉。
同时，对三个死者进行更深入的背景挖掘，寻找他们是否在更早的时期，与这些旧场所发生过交集。结果发现，张彪年轻时确实在那家纺织厂做过短期临时工，期间曾因打架被开除。王桂芳工作的商店，与那家纺织厂曾有业务往来。刘建明推销保险时，曾接触过老电影院的产权纠纷相关人士。
虽然联系微弱，但并非毫无关联。凶手的信息搜集能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