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投下一片纵横交错的影子。远处传来胡同口早点摊炸油条的滋啦声和邻居大妈吊嗓子的咿呀声，世界像往常一样喧闹而平常地运转着。
老李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回了抽屉里，压在牛皮纸信封和退休证下面，又把抽屉推了回去。他的动作很慢，但比刚才起床时多了几分郑重，像是在完成一个持续了十八年的仪式。
“阿黄，”他靠在床头，把手搭在阿黄的背脊上，有一下没一下地顺着它的毛，“你说人死了以后，还能见着以前的人不？”
阿黄歪着头看他，尾巴停了一下。
老李没有等它回答，自己接上了话：“要是能见着，我就跟她说说你这傻狗的事儿。她肯定得说——死老头子，养条狗也能养出这么多事儿来。”
他说着说着自己笑了，笑得咳了起来，咳得眼泪都出来了。这一回阿黄没有慌，它只是安静地趴在老李身边，用自己的脑袋抵着他的大腿，陪着他等这阵咳嗽过去。
窗外的枣树枝在初冬的风里轻轻摇着，光秃秃的枝丫上停了一只麻雀，歪着脑袋往屋里瞅了一眼，又扑棱棱飞走了。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挪到了老李的被子上，暖烘烘地铺了一大片。
阿黄把脑袋埋进那片阳光里，闭上了眼睛。老李的手还在它的背上来回地顺着，一下，两下，三下，节奏越来越慢，最后停在了它后颈的位置，沉沉地落了下去。
一人一狗，在这个立冬的早晨，靠在一起又睡了过去。床头柜上搪瓷缸子里的凉水还没有喝完，药瓶的盖子还没有拧开，闹钟的秒针还在不知疲倦地走。藤椅底下那堆落叶又多了几片，是昨夜的风新送来的，还带着霜水的潮气。
而那个放在五斗橱最底层抽屉里的秘密，从这一天起，老李再也没有对第二个人提起过。
他只对阿黄一个人讲了。也只讲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