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枝条照成银灰色，影子斜斜印在窗纸上。阿黄望着那影子，从窗棂左边挪到窗棂右边，一寸一寸，像老李以前看日晷。
老李说过，他年轻时在工厂里三班倒，分不清白天黑夜，就在窗台上画道道。后来有了钟，不画了。
阿黄不知道现在是几点。它只知道自己等了很久，久到月亮从窗格这一格挪到那一格，久到巷口最后一盏路灯也灭了，久到整个山海关都沉进最深的夜里。
老李没有回来。
第二天早晨，周婶来了。
她推开虚掩的院门，手里端着一碗热粥。阿黄从藤椅边抬起头，望了她一眼，又把下巴搁回爪子上。
周婶蹲下来，把粥碗搁在它面前。
“阿黄，吃点东西。”
阿黄没有动。
周婶伸手想摸它的头，它轻轻往旁边偏了偏，躲开了。不是不亲近——老李走后，周婶是第一个推开这扇门的人，它记得她送过的每一碗红烧肉。它只是不想在这时候，被别的手落在头顶。
周婶的手悬在半空，僵了一会儿，收回去。
她站起身，环顾这间住了四十年的老屋。老李是个利落人，临走前把屋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碗筷归进橱柜，被子叠进衣柜，桌上的搪瓷缸子、茶叶罐、收音机、相框，排成一条笔直的线。
唯独藤椅没有归位。
它斜斜对着门口，像等什么人进来坐。
周婶站在门口，怔怔望着那把空椅，忽然捂住嘴，快步走了出去。
阿黄听见她的脚步声消失在巷口，听见院门被她从外面带上，听见那碗热粥搁在地上渐渐变凉的声音。
它没有动。
太阳慢慢升高。阳光从窗格照进来，先照到地上那块缺角的方砖，再慢慢爬过桌腿，爬上桌沿，把搪瓷缸子的盖子镀成一小片亮晃晃的白。
阿黄眯起眼睛。
从前老李晒太阳的时候，总爱把藤椅拖到那块阳光地里。阿黄趴在他脚边，晒着晒着就睡着了，醒来老李还在，阳光已经挪到他膝盖上，把那件蓝布棉袄晒出一股好闻的暖味。
现在阳光还在，藤椅也在，阿黄也在。
只有老李不在了。
它把脑袋埋进前爪里，闭上了眼睛。
第三天，周婶又来了一趟。
这回她没端粥，拎着一袋狗粮，是从菜市场口那家杂货铺买的。她把袋子搁在门边，蹲下来跟阿黄说话。
“李大爷托人带话了。”她说，“让你好好吃饭。”
阿黄竖起耳朵。
周婶顿了顿，把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谁听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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