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了摸阿黄凑过来的脑袋，手指穿过它颈后温暖厚实的毛发。
“不疼。”他低声说，像是在告诉阿黄，也像是在告诉自己，“早就不疼了。”
阿黄像是得到了某种许可，又低下头，更加轻柔、更加仔细地舔舐着那道疤痕。它舔得很慢，很有耐心，仿佛要将那道冰冷、僵硬、带着岁月尘埃的痕迹，一点点用自己舌尖的温度和湿润融化、熨平。
老李就那样坐着，任由阿黄舔着他的腿。他没有再说话，目光越过阿黄毛茸茸的头顶，望向小院里那片被阳光晒得暖洋洋的空地，望向墙头那几丛开得正艳的月季，眼神却像是穿透了这些，落在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记忆如同被惊扰的尘埃，在阳光的通道里纷纷扬扬地飘舞起来。
那是哪一年来着？对了，1968年，冬天。他还在轧钢厂，当炉前工。年轻，力气大，也肯干，就是性子有点倔。那天夜里，冷得出奇，滴水成冰。轧钢机出了点小故障，一块烧得通红、还没来得及完全轧制成型的钢坯意外滑脱，朝着旁边一个刚进厂不久、吓傻了的小徒弟砸过去。他离得最近，想都没想，一个箭步冲过去，一把将那小子推开……
然后就是钻心的剧痛，皮肉烧焦的可怕气味，眼前一黑。
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了。左腿从膝盖到脚踝，裹着厚厚的纱布，火烧火燎地疼，疼得他整夜整夜睡不着，咬着毛巾，冷汗把被褥都浸湿了。医生摇着头说，烧伤太深，面积又大，能保住腿已经是万幸，以后走路肯定会受影响，疤痕也消不掉了。
后来呢？后来就是漫长的恢复期。他咬着牙做复健，从站都站不稳，到扶着墙走，再到慢慢能自己挪动。那道疤，就像一条丑陋的烙印，从此留在了他的腿上，也留在了他的生命里。夏天不敢穿短裤，怕别人异样的眼光。走路久了会酸胀，阴雨天会隐隐作痛。再后来，他因为腿伤，调离了炉前，去了库房，工资少了，晋升也慢了。妻子在世时，从来不提这疤，只是夜里会悄悄给他揉腿，用热毛巾敷。妻子走后，这道疤就成了他一个人的秘密，一个被衣物和岁月共同掩埋起来的、带着疼痛和遗憾的印记。
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把这疤痕，暴露在另一个人……不，另一双眼睛面前。
阿黄的舌头还在轻轻地、执着地舔着。它不懂得什么是工伤，什么是遗憾，什么是隐藏的疼痛。它只是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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