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厘米，达到量产门槛。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三点二。整个行业在这个数值上卡了十年。去年日本那边做到二点七，全球震动。今天他的实验室做到了三点二。
“老郑，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郑博士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上的雾气擦掉了，但眼眶红得更厉害了，声音有点抖，“我做了十八年电池。十八年。从液态做到固态，从日本做到德国，再做到这里。我老板换了八个，每个都说新能源是未来，每个都不愿意等。只有你给我投了三个亿，说慢慢来，不急。”
他戴上眼镜，看着毕克定。
“毕总，我谢谢你。”
毕克定把陶瓷片还给他，在郑博士肩上拍了拍，说：“等量产那天，我请你喝酒。不是香槟，是白的。我老家有一种酒叫‘闷倒驴’，六十五度，一杯下去嗓子能冒烟。”
“好。冒烟我也喝。”
走出实验室的时候，已经快下午两点了。毕克定坐在车里，把座椅放倒，闭眼躺了半小时。说是休息，其实脑子还在转。老周的矿、郑博士的电池、海因里希的风电、山本重工的东南亚线路——所有的线索像一幅拼图在他脑中慢慢拼合。拼图的形状还不是太清晰，但隐隐约约已经能看到轮廓。一个巨大的轮廓，大到他自己都有些害怕。他怕的不是失败，是他正在做的事情太大了，大到如果他不小心，就会把很多人一起拽进深渊。但他没有退路。从拿到卷轴那天起，就没有了。
下午三点，他准时出现在山本健一酒店的茶室里。
茶室不大，布置得很素。墙上挂了一幅字，写得确实不太好，歪歪扭扭的，但毕克定一眼认出那和渡月桥边的匾是同一个人的手笔。山本健一已经坐在茶桌后面，面前摆着一套铁壶和两只粗陶茶碗。水刚烧开，蒸气袅袅。
“坐。”
毕克定在他对面坐下，盘腿，脊背挺直。山本健一拎起铁壶，注水入碗，动作很慢，每一道工序都做得很认真。茶粉在热水中化开，浮起一层细细的绿沫。
“你昨晚说，你爷爷走得早。”
“嗯。”
“我也是爷爷了。我孙女今年八岁。她不会说日语。”
毕克定端着茶碗的手停了一下。山本健一的话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不是伤感，也不是抱怨，就是陈述——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不太好，可能会下雨。
“她在美国出生、长大。她妈妈是美国人，不会说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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