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控制湾口，配合小规模登陆部队占领滩头阵地，保持高压态势……同时通过外交渠道递送这份文件。”
“不是递送，”李鸿章轻轻敲了敲那份条款，“是在炮口下，让他们自愿签字。”
指挥部里安静了片刻。两个年轻人：一个二十二岁的政委，一个二十出头的军事主官，都意识到他们正在策划的，将是一次全新的行动样式。
“我需要调整作战方案。”罗阿福终于下定决心，“把‘占领’目标改为‘威慑’目标。舰队阵型、火力配置、登陆部队的任务都要重新规划。”说完，起身离去。
指挥部重归安静。
李鸿章独自站在窗前，望向港口点点灯火。五艘舰船的轮廓在暮色中逐渐模糊，如同他手中这份条约将撬动的、尚未成形的历史。
他知道这份条款严苛，甚至残酷。但特区的新儒学教会他一件事：对侵略者的仁慈，就是对受害者的残忍。西方用炮舰打开别人的国门时，从未手软；如今轮到他们品尝自己酿造的苦酒，这无关复仇，关乎公道。
港外传来海浪轻拍岸石的声音，一声声，仿佛历史的潮水正在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