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应天府，或者说南京，在大明帝国的版图、或者地理位置上占据着一个独特而微妙的位置。
自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将都城北迁至北京后，南京虽不再是权力中枢，却仍完整保留了一套与北京相对应的中央官制，这便是明代特有的“两京制”。
当年布局，是想着若北方遭遇边患、天灾乃至战乱，朝廷可随时南迁，依托南京的城防与完整的官员机构迅速恢复统治。
可百余年来，这套备用的行政体系，即便在“土木堡之变”那般社稷危殆的关头也未曾启用；
久而久之，南京诸衙门的实权早已势微。但机构级别仍在，编制依旧齐全。
正因如此，南京的六部九卿，渐渐演变成了安置失势元老、勋臣宿将的“荣养”之所，或是京城新贵们积累履历、等待腾跃的跳板。
虽大多是有名无实的“清贵”职位，但其中亦有手握实权的例外——南京户部便是核心。
它不仅掌管南直隶的盐科、黄册（全国户籍土地登记簿）与赋税征收，还代管浙江、江西、湖广三省的税赋转运。
江南富庶之地的漕粮、盐利、丝绸税，半数都要经南京户部之手入库。
换句话说，大明的“钱袋子”，有一半捏在南京的户部官员手里。
如此特殊的政治地位，加之掌控着巨大的经济资源，使得南京及整个南直隶地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士绅家族盘踞、势力根深蒂固的渊薮。
再加上江南物产丰饶，文风鼎盛，科举入仕者层出不穷。通过座师、同乡、同寅等关系，他们织就了一张庞大而坚韧的关系网络。
仅以科举为例，有明一代，应天府一地便出了五百余名进士，而邻近的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区等地）亦出了三百六十余名，其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足见此地文脉之盛与仕宦根基之深。
这些家族往往累世官宦，田连阡陌。族中子弟通过科举不断进入官僚体系，形成“朝中有人，地方有产”的格局。
地方官上任，若不拜会这些士绅世家，政令便寸步难行；卫所将领需靠他们供给粮草，甚至要将屯田佃给士绅收租；
连南京六部的官员，也多是江南士子出身，遇事往往先顾着“乡党情谊”。
因此，在江南士绅看来，他们早已是能与朝廷中枢分庭抗礼的庞然大物。
他们自信地认为，即便是皇帝，面对这“铁板一块”的江南利益集团，也需投鼠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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