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台北正月，雨是冷的，风是咸的。
从基隆吹来的海雾顺着淡水河往上爬，先把大稻埕的瓦檐浸湿，再把中山北路的霓虹灯晕成一团团血色的光。美军顾问团的吉普车碾过积水，车灯雪亮，车里坐着的美国军需官嚼着口香糖，根本不在乎路边宪兵敬不敬礼——他们有豁免权，整座岛在他们眼里像一艘借住的军舰。
而“海燕”此刻正蹲在明星咖啡馆的地下室里，闻着咖啡渣发酵后那股又酸又苦的味道。
地下室的灯是盏五瓦的裸丝灯泡，垂在梁下，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墙角堆着麻袋，里面是过期咖啡豆、坏掉的方糖、苏曼卿舍不得扔的俄式列巴边角。林默涵把“陈文彬”那套颜料行掌柜的长衫脱了，换上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卫生衣，左臂袖口用针别着一小块靛蓝布——那是青松三天前在台中捎来的暗记：风紧，可发，勿久。
可“可发”和“能发”中间，隔着整个台湾军情局第三处。
“海燕通缉令”已经贴到每一处火车站、每一座码头、每一个眷村口的大字报栏。悬赏五万银元。照片上的人戴金丝眼镜，眉眼温和，像个体面的侨商——可林默涵知道，那张照片是从1947年南京“李涛”档案里翻出来的。魏正宏认得他。不是猜，是认得。
“先生，上面有人。”
地下室木梯轻响，苏曼卿压低声音下来。她穿藏蓝对襟褂，外头罩着咖啡馆侍女的白围裙，左手无名指那道枪伤疤痕在灯下泛着淡白。她手里端个铜托盘：一杯黑咖啡，一块核桃糕，糕下压着一张揉皱的《中央日报》。
林默涵没接咖啡。他先看了眼糕：核桃糕切对角，说明“外头有生客”；对角处缺了一角，说明“生客带枪”。
“几个？”
“两个。穿便装，皮鞋底钉铁，踩楼梯比宪兵还重。”苏曼卿把报纸铺在旧木箱上，“坐了靠窗第三位，点曼特宁，不问糖奶，专看墙上的俄文旧海报——冲的不是咖啡，是‘明星’这块牌子。”
林默涵闭了闭眼。
明星咖啡馆1949年就开在武昌街，蒋方良来买软糖核桃糕，文人来泡下午，本来是文艺人的窝。可1955年，全台北没有一块地方干净。旅社、茶室、食堂、咖啡馆的服务生都被集中训过“保密防谍”，连倒咖啡的姑娘都可能昨夜刚被警官训话。
“江一苇有消息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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