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中秋，高雄没有月亮。
林默涵记得很清楚。那天白天还是晴的，到了傍晚，乌云从海面上压过来，一层叠一层，像魏正宏档案室里那些永远翻不完的黑材料。他在贸易行的阁楼上支起发报机，天线从老虎窗伸出去，藏在晾衣绳上挂着的咸鱼干后面。楼下传来伙计们分月饼的吆喝声，有人扯着嗓子喊“沈老板，下来吃饼啦”，他应了一声“你们先吃”，然后把阁楼的门闩上了。门闩是一根铁条，他亲手打磨的，插进卡槽里严丝合缝，关门的时候不会发出任何声响。这是他在高雄潜伏两年养成的习惯——每一扇门、每一个抽屉、每一次转身，都不能发出多余的声音。声音是情报员的敌人，比子弹更快，比刑具更残忍。
发报机是老的。1949年从香港转运过来的美制军用电台，型号SSTR-1，经过香港同志改装后藏在收音机壳子里，电池组占了整只皮箱的三分之二。用了五年，零件老化得厉害，发报的时候变压器会发烫，烫得能煎鸡蛋。每次按发报键，他的手指都能感受到一种不正常的灼热，像是摸在一盏点了太久的灯泡上。林默涵调好频率，戴上耳机，开始敲击电键。滴——答——滴——代号“海燕”，频率4.7兆赫。电键的手柄被他的指尖磨出了一道浅浅的凹槽，那是两年来近千次发报留下的痕迹。每次发报，指尖刚触到那道凹槽的瞬间，像一把钥匙插进锁孔，嗒地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在那个世界里他不是沈墨，他是海燕，是大陆的儿子，是这片孤岛上唯一一个知道他真正名字的人。
第一个小时，他发送了高雄港舰艇调度情报。“中山号”驱逐舰昨日下午入港，泊三号码头，舰体吃水线下降七厘米——说明弹药已卸，正在补给燃料和淡水，预计三日后出港。这些数字是他昨天亲自去码头“谈生意”时目测回来的。他站在码头仓库二楼的窗前，手里拿着一杯凉茶，远远地盯着那艘灰色的战舰，用仓库窗框上的刻度标记比对船身吃水线的变化，把每一寸的差异都换算成情报语言。第二个小时，他发送了左营海军基地演习预判。根据水泥厂运往左营的军用级快干水泥数量推算，基地正在扩建防御工事，工期约二十天，完工后将有新一轮舰艇集结。第三个小时，他发送了台北军情局人事变动。江一苇通过苏曼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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