膀，看向窗外的人流，“我父亲死后，我愧疚了很多年。愧疚自己那天为什么没有早点回家，愧疚自己为什么没有发现公司出了问题，愧疚自己为什么只是一个什么都做不了的学生。后来我发现，愧疚是一件很自私的事情。你把所有的错都揽到自己身上，好像这样就可以替真正犯错的人分担一些罪孽。但实际上，你什么都分担不了。你只是在用愧疚逃避真正的责任。”
她收回目光，重新看向薛紫英。
“你的责任不是内疚，是把真相说出来，是让那个真正应该受到惩罚的人付出代价。你现在已经做到了。至于我恨不恨你——我的答案是，恨过，现在不恨了。恨一个人太耗能量了，我的能量要留着做更重要的事。”
薛紫英沉默了很长时间。咖啡彻底凉了，窗外的阳光从刺眼变成了柔和的金色，洒在桌上，将她手指上那枚戒指映得闪闪发光。那枚戒指是她在律所实习时买的，廉价的水晶，底座已经磨得掉色了。她把它戴在左手食指上，从未摘下来过，像一个细小的、只有她自己知道含义的标记。
她站起来，拿起包，对苏砚鞠了一躬。不是那种敷衍的点头，而是认认真真的九十度鞠躬。
“谢谢你。”她说，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但不再是脆弱，而是一种从泥潭里拔腿出来之后的释然，“谢谢你不恨我。”
苏砚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她看着薛紫英推开玻璃门走出去，消失在金融街的人流中。
三个人的故事，总要有一个人先退场。这一次，薛紫英自己选择了退场，退得体面，退得干净，退得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苏砚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拿起手机给陆时衍发了一条消息。
“薛紫英走了。她不会再回来了。”
陆时衍的回复很快到了。
“收到。”
就两个字，干净利落，是他一贯的风格。但苏砚看着那两个字，忽然觉得心里某个地方松了一下，像是一根系了十年的绳子，终于被人解开了第一个结。
她还记得父亲生前常说的话。
她的父亲是个老实人。那种老实不是窝囊的老实，而是一种经历过风浪之后选择善良的老实。他白手起家建起自己的公司，从不拖欠员工工资，从不偷税漏税，从不在合同里做手脚。他常说：“砚砚，做人呐，最要紧的是问心无愧。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每晚睡前拍拍胸口，良心还在不在，在的话，就好好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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