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想，”他把豆浆杯放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前倾，语气里带着某种复杂的感叹，“万江的人当年做局搞垮你爸的公司，大概做梦都不会想到，十二年后他女儿不但杀回来了，还把他们的数据足迹留了一个完整的后门。”
苏砚也笑了，笑容带着一种沉淀了十二年的冷意。
“他们那代人，看不起科技。”她把镜子重新拿起来，对着里面那个憔悴但依然倔强的女人看了一眼，然后把镜子啪地扣在床头柜上，“觉得靠钱和关系能搞定一切。数据不会撒谎，它会。”
她顿了顿，声音忽然变轻了半度。“我爸当年就是信错了人。现在，我把这份信错的代价换算成证据，要他们一笔一笔还清楚。”
陆时衍看着她的侧脸。晨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眼角一道很细很小的疤痕映了出来——那是她童年时摔在工厂水磨石地面上留下的，她有一次在加班到凌晨的时候随口提过一句。那时候她父亲刚破产，工厂被封，她跟母亲被赶出原来的房子，寄住在远房亲戚家。摔伤的那天，她母亲拿不出打车的钱，抱着她走了四站地才到诊所。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陆时衍正在大学的模拟法庭上打他的第一场辩论赛。而那个在法学院的讲台上教授“公平正义”的导师，刚刚收到万江资本汇来的第一笔钱。
十二年前，他们分别活在同一个故事的两面，浑然不知。
十二年后，他们坐在这间病房里，距离近得能听到彼此的心跳。
“苏砚。”他忽然开口。
“嗯？”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苏砚转过头来看他，眼神里有些意外。陆时衍很少主动说“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他不是一个习惯主动倾诉的人。他们之间的大多数交流都是她在问，他在答，偶尔掺杂一些他习惯性的回避和她说穿之后的短暂尴尬。
所以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苏砚下意识地坐直了一些，甚至连肩膀上的伤口都没顾上。
“说吧。”
陆时衍把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目光落在白色的床单上，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抬起头，直视苏砚的眼睛。
“我爸，是被冤案毁掉的。”
这句话轻飘飘地落在病房的空气里，却重得像一块石头砸进了苏砚的胸口。
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陆时衍，等待他继续。
“不是经济案。是刑案。我当时刚上高中，他被带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来得及交代。我妈到处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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