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紫英离开的第四十天，沪城落了第二场雪。
这场雪比平安夜那场大得多。清早推开窗，整个城市像被塞进一只倒扣的雪瓮里，楼群、街道、行道树都被闷成同一种绵软的白色。
陆时衍在那间临时改造成的档案室里待了整整三天。
说是档案室，其实只是他律所旧址废弃的小会议室。七年前林建勋把整层楼翻新成北欧极简风，唯独这间十六平米的屋子被遗忘在动线末端，墙皮剥落，灯管坏了一根，剩下一根也闪烁得像濒死的萤火虫。
他把那枚硬盘里的资料导出来后，就再没离开过这间屋子。
打印机吐出的A4纸在长条桌上堆成七座小山。他看完一叠，叠到右边，看完另一叠，叠到左边。右手边的窗台积了三天薄灰，左手边的咖啡杯空了十七个小时。
他找到了。
薛紫英留下的不只是那枚硬盘。
硬盘里的文件夹名叫“证据”，但他打开后才发现，那不是她为法庭准备的证物清单。
那是一个女人七年来不敢说出口的日记。
2017年4月17日。
林建勋把我叫进办公室。
他说紫英，你是个聪明孩子，聪明人应该做聪明选择。
他给我看了一沓照片。
是我爸在疗养院的病床。
我妈在早市买菜。
我妈不知道那天有人跟了她一上午。
2017年5月3日。
今天签了合伙人协议。
林建勋说这只是开始。
他说你要习惯——保护需要保护的人，有时要先做不得不做的事。
他说的“不得不做的事”，是给苏砚公司的测试账号开后门。
我做了。
2017年5月17日。
我把沈淮推荐给了苏砚。
他是林建勋的人，但他不知道自己是。
林建勋安排他去苏砚公司“卧底”的时候，给他编织的理由是“追踪前司泄露的商业机密”。
他信了。
他不知道那份“商业机密”根本不存在。
林建勋只是需要一枚棋子埋在苏砚身边。
而我只是这枚棋子的介绍人。
2018年3月9日。
沈淮今天给我发消息，说苏砚给他独立负责的模块权限了。
他说紫英姐，谢谢你当初介绍我来这里，苏总人很好，团队氛围也好，我觉得自己能在这里做出成绩。
我没回。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这个师弟，他的“好运气”是我用他的前途做的交易。
2018年11月2日。
时衍接的那个专利侵权案，原告方证据链里有林建勋的手笔。
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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