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杨宝昌跟我一样，也是矿上的临时工，他在二号洞打钻，我在三号洞推矿车。我们俩好得穿一条裤子，他带我回家吃饭，他妈给我补衣服，他妹妹叫我段哥。”
他又点了一根烟，火柴的光照亮他右手上那截断掉的小指，疤痕在灯光下泛着白。
“后来矿塌了。采掘面塌方，十四个人埋在下面。我命大，被一块顶板挡住了，只断了这根手指。杨宝昌在二号洞，也没死。但十四个人死了，尸体挖了三天才挖出来，有的连全尸都没有，认都认不出来。矿老板来了，当时金柳市的领导也来了，他们没有上报，没有通知家属，给了遇难者家属一家三万块封口费，然后对外说只是一起轻微的冒顶事故，无人伤亡。”
他的声音变得很平，平得不像在回忆一件惨剧，更像在念一份文件。
“三万块，一条命。那些死了的矿工，大多数跟我一样，连正式工都不算，黑户，死了就死了，没有人会在意，没有人会追查。矿老板给了我和杨宝昌一笔钱，不多，每人五万。堵我们的嘴。五万块，买十四条人命，外加两个活人的沉默。杨宝昌拿了钱，开始做木材生意，越做越大，后来成了昌哥。我没要钱。”
“你要了什么？”
“编制。”
段平安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李威说不清的东西。不是贪婪，不是野心，更像是一种饥饿——一个在黑户堆里活了二十多年的人对“身份”的饥饿。
“我跟他们说，我不要钱，我要一个编制。当时的领导觉得这个要求好办，一句话的事，就把我安排到了民政局当助理。一个月四百二十块，坐在办公室里填表格、盖章、整理档案。你知道这对于一个在黑矿洞里搬了两年石头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重新投了一次胎。我不再是段磕巴了，不再是那个连暂住证都没有的黑户了。我是段平安，是国家的人，是有档案、有工资、有身份的人。”
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烟雾在灯光下散开，模糊了他的脸。
“我拼命工作，拼命表现，拼命往上爬。从助理到科员，从科员到副科，从副科到正科，从正科到副处，从副处到正处，从正处到政法委书记。我用了二十年，每一步都是我自己走出来的。我没有贪污，没有受贿，我经手的每一笔账都干干净净，我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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