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冬月的燕京城，晨雾像掺了煤灰的纱，裹着苏家大院的青砖黛瓦迟迟不散。
林凡攥紧帆布包带，指尖蹭过包角磨出的毛边——
里面装着笑笑的换洗衣物，还有他熬夜拟的店铺进货单。
石凳上凝着薄霜，是昨夜降温留下的痕迹；
正房窗棂后，退休的苏定方老太爷该在翻那叠印着“内部参阅”的老报纸，而岳父苏振邦，这位军部高层的声音或许刚从电话里落下，内容或许关乎某支部队的冬装调配。
这是个咳嗽声都能让半个军政圈侧耳的家庭，可此刻，他林凡连跟书房里议事的苏瑾华、苏瑾国打声招呼都不敢——
一场针对他的浑水已漫到脚边，他怕牵连任何人。
指尖摸到衣领上那枚草莓塑料发卡，是今早笑笑踮着脚别上的，奶声奶气说
“爸爸戴着，就像我陪着你”，
他赶紧塞进内袋，贴在左胸，那点塑料的温热，成了此刻唯一的支撑。
转身踏出院门时，雾汽钻进衣领，冷得他打了个寒颤。
1994年的中国，坐飞机仍是件能让街坊议论半周的奢侈事。
据当年民航总局数据，全国民航客运量仅5500万人次，人均乘机次数不足0.04次，一张从燕京飞往省城的机票，票价高达980元——
这相当于普通工厂工人两个月的工资（当时国营厂月薪普遍在380-450元）。
林凡坐在机舱里，座椅扶手上的塑料膜还泛着新出厂的光泽，他却没心思感受这份“奢侈”。
舷窗外，燕京城的轮廓渐渐缩成棋盘，二环路上的自行车流像细线，他下意识摸向口袋，那张折叠整齐的纸条硌着指尖，上面是小舅子（笑笑的小舅）苏瑾瑜的私人号码。
苏瑾瑜在燕京商界是个传奇。
32岁的他三年前接下濒临破产的燕京城西旧机床厂，没靠苏家半点关系，硬是靠引进德国设备、接外贸订单；
把一个亏损百万的老厂做成了年盈利三千万的精密零件供应商，连南方的外资汽车厂都来抢货。
给林凡递纸条时，苏瑾瑜正坐在他那间摆着进口真皮沙发的办公室里，手里转着大哥大，语气轻得像说“今晚吃炸酱面”：
“遇到迈不过的坎再打，这号平时不接生客，你报我名字就行。”
林凡懂这分量——
苏瑾瑜的人脉网连省城的海关关长都要给几分薄面，这纸条不是普通的“帮忙”，是苏家给他留的最后一道屏障。
可他心里憋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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