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阿贝捡起帆布袋，把条案上的银元收回袋子里，那个小本子没有收。她把它留在条案上，是今天给黄老虎的诚意，也是一道押上去的筹码。然后她把那半块玉佩重新挂回脖子上，塞进衣领里，迈出了黄家客厅的门槛。
门外的阳光明晃晃地照在她脸上，她这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湿透了。那件深蓝色的洋装套裙贴在背上，凉飕飕的，像刚从西塘河里捞起来一样。她刚才在黄老虎面前没有表现出任何紧张——那是她在上海学到的另一项本事：不管心里多慌，脸上永远风平浪静。但身体不会骗人，脊背上的冷汗把她出卖得干干净净。
她沿着码头的青石板路往回走，沿途的渔民看到她从黄家大院出来，一个个都放下手里的活计，愣愣地盯着她看。老陈头从渔网后面探出半个身子，欲言又止地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问出来。阿贝走到自家门口时，远远就看到养母站在门外，双手绞着围裙，整个身体都在发抖——她听说女儿去找黄老虎之后，已经在门口站了整整一个时辰。她身后还挤着七八个邻居，每一个人的表情都像在等着听一个必然的噩耗。
阿贝走到养母面前，伸手替她整了整被风吹乱的衣领，把帆布袋放到门边的矮凳上，然后回过头，对着码头上那些探着头往这边张望的渔民，提高声音说了一句话。
“码头费减三成，我家的棚子不用拆了，以后西塘的绣品可以卖到上海去——黄爷跟我谈妥了。”
码头上的风忽然停了一瞬。海鸟掠过水面，芦苇荡里传来橹声和水响。码头上安静了片刻，然后爆发出一种压抑了很久终于找到出口的嘈杂声——有人拍大腿，有人抹眼泪，有人扯着嗓子朝这边喊“阿贝你说的是真的吗”。老陈头把渔网往船上一扔，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用他那双被海水泡得通红的手抓住阿贝的手，摇了又摇，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只挤出了两个字：“好娃。”
养母站在原地没有动。她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滴在围裙上，滴在门口那棵老樟树的树根上。她已经很久没有流过眼泪了——码头被收走的时候没流，男人被打断肋骨的时候没流，女儿独自去上海的时候没流。不是不苦，是觉得哭没用。哭给谁看呢？码头上不讲眼泪，只讲拳头。但现在她的眼泪怎么都止不住了，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她忽然觉得，这世上原来还有比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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