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会发生的;而对此，曾国藩只是轻描淡写地谈到，“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躁，同时并举，猝成剧变”……
激怒全国舆论的，又何止是这些?在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拿出了教案处置意见：不仅主张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绅民盼望的那样，打算调兵入津;不过这些军队不是来“备兵以抗法”，而是来威慑、弹压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绅民的……
难怪乎，几天以后，当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征求意见时，声讨曾国藩的舆论浪潮，在瞬间卷起了：不仅举国汹汹、“责问之书日数至”，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也视之为奇耻大辱。
时人记载，在北京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即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个举子撰写了这么一副对联，刻薄地挖苦他的这个人生转折，“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而与他几经分合、不久前刚刚重归于好的密友左宗棠，也毫不客气地致书斥骂他。后来，曾国藩也以“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懊悔。
但，举国声讨之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时，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多个“致疑点”。
多个“致疑点”，不仅解释了谣言愈传愈盛、天津绅民“积疑生愤”的缘由，而且折射了交汇之初、东西方风俗与文化的巨大隔阂。曾国藩谈到，西式建筑均设有地窖，这些地窖，不过用来隔潮、储放煤炭，但由于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讹传讹，天津绅民渐渐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
对天主教信仰的无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导致了众多疑点的出现。以前任江西进贤县令魏席珍之女贺魏氏为例，她进入河楼教堂，原本为了治病，但信教之后，坚持不肯回家，“因谓有药迷丧本心”;以施洗仪式为例，教民初死，神甫“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对习惯哭丧表达悲伤的中国人来说，这也显得异常诡异、鬼祟……
更要命的是，当年晚春，天津谣言四起、各处檄文揭帖层出不穷之际，河楼教堂又遭遇了一场空前瘟疫。几十个死去的幼年教民，大多在夜间掩埋，“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这些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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