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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后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到1961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
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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