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决定离开。她在回家乡途中被俄国人逮捕，后在一个美国译员帮助下逃到西德。被美国人关押审查3个星期后，她被释放，回到巴伐利亚的家乡。1947年，她被“去纳粹化”，也被赦免处罚，虽然她实际上从未加入纳粹党。
特劳德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战后很长时期里，德国似乎“没人对过去感兴趣，公共场合不讨论，也没有出书。在政治层面也没有，即便纽伦堡审判也没有启动这个过程。”
到了1960年代，“突然那么多声音出来，我听到关于SS的状况，看到《安妮日记》。”那些幸存者，他们揭露出来的真相给特劳德以冲击。可是，她首先提到的是战后现实本身对她的触动。“给我强烈印象的是，战后世界并没有如希特勒描绘和预言的那样。突然，这里有了自由精神，特别是美国人。”
纽伦堡审判揭露了对600万犹太人的屠杀，但特劳德一开始没有看出这和她的过去有什么联系。“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觉得自己并没有‘个人罪行’。”因为她在为希特勒做秘书的时候，并不知道集中营的屠杀，更看不出希特勒其实“是一个罪犯”。
“后来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当时是‘应该’看出来的。可是我又想，希特勒上台的时候我才13岁，又是个在许多方面很晚熟的孩子。再说，不是还有千百万的人也都没有看出来嘛。我的意思是，除了我之外，当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他是个罪犯。我试着把这些念头从心头移开。
“然后，有一天，我路过弗朗兹·约瑟夫大街的索菲·肖尔纪念碑，纪念一个反对希特勒的年轻女孩，我相信她和我同样年龄，也就在我开始为希特勒工作的那一年，她因为反对希特勒被处以死刑。就在那一刻，我真的相信，在那个年代，找出真相，也许是可能的。年轻不是借口。”
五十多年后，特劳德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内心承负着压力，“我活得越久，年纪越大，越感到自己负罪感的重负。”
影片告诉我们，“战后，特劳德在《Quite》杂志担任秘书，她在导演G.W.帕普斯特描写希特勒最后日子的电影《DerLetzteAkt》里担任过顾问，当过文学杂志社的雇员，当过科学记者。由于抑郁症，她提早退休。此后，她用大量的时间为盲人读书。”
2002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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