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试探之后，终于达成了和谐同盟：走私者向缉私者每月缴纳36000两(折合如今720万元人民币)买路钱，缉私者则“放私人口”，为走私护航。这是一笔相当客观的收入，缉私者一年可以获得相当于如今8640万元人民币的保护费——这已经不是贿赂，而是分红了。
在猫鼠同盟中，知名度比较高的是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这位相当于广东海军司令员的高级军官，“专以护私渔利，与南洋船约，每万箱(鸦片)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报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兵人人充紊，而鸦片(走私量)遂至四五万箱矣”。
福建的水师也不落后，“收受陋规，每船得洋银四百圆、六百圆不等”，水师收入“得自粮钠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缉私者的收入，居然有99%来自走私的分红，也难怪出现了“海口兵弁代藏毒品”的故事，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左近”。
马士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指出，随着大清政府对鸦片的禁令加强，“禁烟造成关税停征，但是却被贿赂代替，而贿赂居然三倍于关税。”
这位深谙大清国情的汉学家说：“用不着说，帝国官吏是贪污的;在违禁品的征课上，他们所干的，正是自从有人懂得那一套以来、中国官场上就一直在干着的那种勾当，也就是能向商人榨取一文便榨取一文。非法贸易的扩张，之所以超过为“公行”垄断权所束缚的合法贸易而驾凌其上，正是广州和沿海口岸官吏们卖放的直接结果。一面使这种贸易扩张，而一面又把禁令列诸法典，以备不时之需。这对有关的官吏们是有经济上的好处的。”行贿基金的润滑作用十分显著，“一等交涉停当，各方面的眼睛就立即都闭起来了，甚至连在走私船只边上的缉私艇上官员也不例外。”
此后，随着鸦片走私规模的不断扩大，猫鼠游戏也在不断升级。广东地方官员经常占据道德高地和权力优势，推动对鸦片贸易的更严格管制，从而拉高权力寻租的价码。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制度设计，就是把行商和“公行”推向第一线，让他们作为反鸦片走私的第一责任人，政府因此得以规避了缉私的义务，而享受弹性监管的好处，既可以高调打击走私，抬高“寻租”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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