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统计出的“公所基金”用于支付政府勒索的数额，是惊人的。根据1807~1816年的统计，剔除其中的支付外商债款的部分，纯用于政府勒索的是：
其中，1809年的数额之所以庞大，是这年“公所基金”支付了一笔12万两(约合人民币2400万元)的“皇上万寿庆典”赞助款。
这些开支，除了每年5.5万两的“贡价”(“公行”上缴北京的固定规费)之外，大量的都是“军需”“军费”“河工”等。而这些均是正项税费之外的额外负担。
《剑桥晚清史》更是指出：“东印度公司经查明者，在1807年和1813年之间从公所基金中至少公开支出了总额498.8万两银子。”这是一笔更为惊人的数字，相当于年均70万两，当然，其中包括了为行商们代偿外商债款。遗憾的是，《剑桥晚清史》没有提供这个数据的具体出处。
催生行贿基金的制度根源，除了海关制度外，还有财政制度。
清帝国政府并没有完善的预算制度，在“永不加赋”固定了最大宗的田赋之后，财政的任何额外支出，都需要临时的额外课征，而这种缺乏规范的行为，给官僚体系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
“额外征课和征收人员的摊派，虽然一向为中国政府的清议所不齿，叫它做‘勒索’或‘聚敛’;但征收方法既然给个人贪污大开方便之门，它就仍旧不失其为中国的制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财政成为“腐败化制度”的另一个体现，是帝国地方政府的开支，并没有规范财政拨款，而必须由各级行政长官在自己的俸禄中自行解决，这为他们的勒索提供了最为理直气壮的客观理由。
“在西方，征收人员都各有一定的薪俸，也可能对他所征收的款项另给酬金，但一定要由国库核给;并且县行政首长也有一份适当的和足够一切开支的薪俸。中国却不是这样，征收人员和县行政长官都必须设法自给。征收人员虽然自收摊派，但不要错误地以为他所得的税款可以完全放进私囊;为了保全他的地位，他还必须要填满所有他的直接上司们的欲壑，使他的上司们刚巧都能得到那中国意义的所谓“薪俸”。
知县到任之后，必须在他的任内每年一度或数度对他的直接上司，即知府和道台，有所报效，数目的多寡，看缺的肥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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