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公行”商人们开始筹建一种基金：每家公司缴出利润的10%，存入共用的资金池。而其作用，除了作为参与者们的行业保险外，更多的是为了应对政府层出不穷的勒索。
在强大而贪婪的公权力面前，商人们抱团取暖，合资行贿，分摊成本，并对这一基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集体监管。
这是颇具大清特色的一种“制度创新”。这一创新，很快就走向了国际化：凡是与“公行”有商业来往的外商，都必须缴纳货物价值的3%，作为“规礼”，滚入基金池中，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
这是18世纪70年代，大清帝国最为辉煌的乾隆盛世。
1、天子的私家海关
这一基金，名为“行佣”，即“公行所提取的佣金”，又名“行用”，即“公行所需的公用金”。英文名称则为ConsooFund(公所基金)，其中Consoo一词，即汉语“公所”的音译。
“行佣”的发明者是“公行”的商人们，又称“行商”，他们更为著名的一个称号，是“广州十三行”。学界一般认为，十三行并不是指13家行商，而是泛指获得了政府的授权、垄断了外贸的行商们，他们的数量总是在不断的变动，而之所以用“十三行”这个名称，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当时洋商们在广州开设的“夷馆”有13家。
1720年12月25日，普遍被当作“公行”成立的时间。这天，广州最大的行商们，在神像前宰鸡盟誓，订立行规13条，结成一个类似“托拉斯”的贸易联合体。参加盟誓的行商，有16家，其中头等行5家，二等5家，三等6家，按等级分摊经费。这家机构在次年就在外商和非行商的中国商人联合反对下，悄然废止。
很多学者，包括大清国的洋干部、著名的汉学家马士，都将1720年当作十三行的起源，显然，这是混淆了十三行与“公行”的概念。在“公行”这个行业协会性质的机构成立之前，十三行就早已存在了。
1937年学者梁嘉彬在其《广东十三行考》中指出，1720年“无非为十三行商始有共同组织(公行)之一年而已”。
他认为，在1685年康熙设立“粤海关”之前，就已经有十三行的存在。这一说法，得到了著名史学家吴晗的赞同。并且，吴晗根据《啸亭杂录》的记载，两广总督吴兴祚“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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