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立春最初感受到的，是一种微妙的变化。
一些平时关系尚可的同僚，看他的眼神似乎多了一丝探究；
个别会议通知，他收到的时间比往常稍晚；
甚至他去某位领导办公室汇报工作时，领导似乎比平时更忙，只给了他很短的时间。
起初，他以为只是自己敏感，或者是最近抓“肃反”案子太紧，得罪了一些人引起的正常反应。
直到有一天，部里一位与他私交不错、同属“原则派”的老友，在闲聊时看似无意地提起：“老戴啊，最近……是不是有人对你有些看法？我听说，好像有人在反映你过去的一些情况，具体不清楚，但……你留日那段经历，当时的手续什么的，都没问题吧？”
戴立春心里“咯噔”一下，表面却维持着惯常的冷静：
“能有什么问题？历史清白，经得起审查。是不是有人因为我抓了几个历史有问题的人，打击报复，散播谣言？”
老友摇摇头，欲言又止：“恐怕没那么简单。好像……还牵扯到以前工作过的地方，还有……一些社会关系。总之，你留意些。最近风声有点紧。”
老友的话像一盆冷水泼在戴立春头上。
他立刻调动所有警觉，开始暗中排查。
很快，他隐约感觉到，似乎有一双眼睛在背后审视他，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侧面甚至上面。
一些他以为早已埋进历史尘埃的细节，比如父亲在北洋政府的具体职务，比如日时参加过哪些学生活动，比如在旧政府经济部门处理过哪些普通公文……
这些他早已向组织交代清楚、自认为毫无瑕疵的过往，似乎又被重新翻捡出来，放在放大镜下观察。
更让他心惊的是，连李启德那个不常提起的“丈母娘”，似乎也被人注意到了。
戴立春第一次感到了慌乱。
这种慌乱不同于面对工作失误，而是一种根基可能被动摇的恐惧。
他赖以生存、引以为傲的“政治清白”和“原则性强”的人设，正在受到隐秘的挑战。
他试图追查谣言的来源，但如同打在棉花上，毫无头绪。
反映他情况的人显然非常谨慎，没有留下把柄，只是将“疑点”巧妙地散布到了能引起关注的地方。
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更直接的打击接踵而至。
首先是他在部里主管的某个不太重要的处室，一份原本应由他签批的报告，被绕过他直接送到了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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