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捏着那封浅蓝色信封，指尖的汗渍洇湿了信封一角印着的“北京财经大学”几个字，纸页薄得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云。
“姚老师，朱玲老师喊你回家吃饭呢。”在操场边，邹玲老师的嗓门形成了山影子。我慌忙把信塞进教案本夹层，胡乱应了一声，却没挪动步子。
扬媚姑娘终于来了信。这个名字像一粒被埋了三年的种子，在我心底猝不及防地发了芽，带着破土而出的痒意，也带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惶惑。一石激起千层浪，老邹的话还在耳边晃悠，我却觉得整个马伏山都静了，只剩下信封里那张薄薄的信纸，在教案本里窸窣作响，像是扬媚那双总是弯着的眼睛，正笑盈盈地看着我。
转信的人是朱玲。她站在宿舍门口的时候，手里攥着这封信，像攥着一件烫手的宝贝。“学校老蒋领回来的，看地址是北京来的，”她说话的声音轻轻的，带着怀孕初期特有的慵懒，却又忍不住往我手里的信封瞟了一眼，“我没拆，你知道我，最不爱看别人的私信。”
我知道她没拆。朱玲就是这样的姑娘，骨子里带着川东女子的通透和本分。她脸蛋红扑扑的，像熟透了的苹果。
那时候我没吭声，心里头，却总惦记着一个梳着马尾辫、笑起来露出两颗小酒涡的姑娘——扬媚。
几年前，扬媚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站在广州冠花帽厂铁门口，问我：“老师，请问办公室怎么走？我是来找工作的。”
她是从的湖南冷水江来的，大学毕业后，就来打工。个儿不高，眉眼清亮，身上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那时候我从清流中学出来，来到广州帽厂做企管，八小时之外喜欢写点散文，扬媚就总是凑过来，听我聊文学，借书看，末了说：“姚老师，你写得真好，以后我也要去北京，去看天安门，看香山的红叶。”
我那时候笑她：“北京的门槛高，不好进。”
她却梗着脖子：“我不怕，我可以打工挣钱，半工半读也能考研。”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像缀满了星星。后来的日子里，她果然说到做到。
我们的关系，就在那些聊天的日子里，慢慢近了。在不加班的晚上，或是加班后，她会偷偷来到我宿舍找我交流。厂里的人开始说闲话，说姚老师和那个大学生走得近，可能在拍拖。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梗着脖子说：“我们是文友，清清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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