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刮过马伏山的山坳时，我打了个寒噤。我和朱玲踩着满地碎枯的桐籽树叶从马伏山回到清流学校时，夕阳正把教学楼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瞥见朱玲眼圈泛红——我们刚从王家塝回来，王彪老汉瘫坐在孙子王猛的坟前，哭得背过气去的模样，像一根针，狠狠扎在我俩心上。
晚饭的时候，我和朱玲坐在食堂的角落里，各自扒着碗里的饭菜，却没什么胃口。食堂的师傅老陈，给我们端来两碗热腾腾的萝卜排骨汤，叹了口气说：“姚老师，朱老师，别太往心里去，山里的娃，命苦，可日子还得过。”老陈的儿子，也在新疆打工，一年到头回不来一次，他说起这话时，眼里满是心疼。
朱玲放下筷子，声音轻轻的，带着一丝哽咽：“陈默，我总想着王猛，想着他那么小，还没见过汉城的高楼，还没吃过城里的火锅……”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我用力搓了搓，想给她暖一暖：“我也想，可事情已经这样了。以后我们多去看看王彪老汉，帮他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也算是心安一点。”
朱玲点了点头，眼眶又红了：“嗯，等有空了，咱们买点白面，给他蒸点馒头。“好。”我重重地点头，心里却越发沉重。
日子一天天过去，风越来越冷，王彪老汉孙子的悲剧，像一道深深的伤疤，刻在每个人的心里，挥之不去。我和朱玲的情绪，也始终没能完全平复，平日里说话少了许多，更多的时候，是沉默地陪着对方。下课后，我会陪朱玲在操场散步，月光洒在跑道上，像铺了一层霜。她会靠在我的肩膀上，轻声说：老姚，以后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守在身边，好好保护，看着他长大。”我握着她的手，用力点头：“一定。”
直到一周后，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才稍稍驱散了我们心头的阴霾。
那天晚上，我正在宿舍读小说，朱玲坐在一旁，借着台灯的光，慢慢织着小毛衣。毛线是她后来还是去镇上买的，藏蓝色的，她说织出来暖和。毛线针穿梭的声音，轻柔而规律，给深夜增添了一丝暖意。忽然，二楼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那时候，乡镇中学里没有私人电话，全校就只有办公室一部座机，平日里有电话找，值班的张老师就会扯着嗓子喊。
“陈默！陈默！家里打电话来啦！”老张师傅的声音，穿透了冬夜的寂静，传到了顶楼。
我心里一动，放下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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