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的第一个周六，汉城的阳光透过百货大楼的玻璃窗，在地板上投下暖融融的光斑。我捏着刚发的奖金，指尖被钞票的棱角硌得发痒——仙姑区计生办的八百块，在当时能顶一个半月工资。朱玲抱着女儿站在童装区，小丫头的手指在一件红棉袄上勾来勾去，眼睛亮得像两颗黑葡萄。
"就这件吧。"我摸了摸棉袄的绒毛，厚实得能挡风，"再配条棉裤。"售货员算完账，笑着说："一共四十五，这棉袄是新到的款式。"女儿在襁褓里蹬着腿，像是在说好。路过水果摊时，又买了五块钱的脐橙，橙黄的果皮在阳光下泛着油光，朱玲说："爸最爱吃这个，说水分足，味道纯正，回去给他多捎几个。"
回家的路上，顺路请电信局的师傅修电话。那台老式数字电话坏了快半个月，朱玲总说"办事不方便"。师傅拧着螺丝说："坏了这么久，早该维修了，你现在当主任了，电话可得灵通。"我笑着应承，心里却想起草堂乡的老木楼——那办公室最值钱的就是数字键盘枳松松垮垮的老式彩电，以后的文化生活也是不敢太有奢望了。
周日一早，我揣着棉被和褥子往草堂乡赶。客车在土路上颠簸，车窗外的冬麦绿得发暗，远处的马伏山藏在薄雾里，像头沉睡着的巨兽。到乡计生办时，老覃正蹲在门口生煤炉，烟筒里的火星溅在青砖地上，烫出一个个小黑点。"姚主任来了？"他往我手里塞了个热馒头，"你趁热吃了吧，这乡上的伙食团不比区上，包子早抢完了，就剩下几个馒头了，我刚把办公室扫了扫，正烧开水呢。"
老木楼的二楼果然干净了些，墙角的蛛网被扫掉了，地上的灰尘也拖得发亮，我估计也是老覃帮忙打扫了。我把棉被铺在木板床上，棉絮里还带着家里的阳光味。办公室在一楼，只有一间屋，比仙姑区的资料室还小，墙角堆着半人高的档案，纸页泛黄，透着股霉味。"这些都是历年的台账。"老覃从乡政府杂物间搬来一张木桌和一把藤椅，"我擦了三遍，能写字了，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办公了。"
傍晚的乡党委会议开得简短。党委书记老倪头上虽长白发了，从部队转到地方，精神抖擞，说话中气十足，挨个介绍班子成员："这是史乡长，抓经济的一把好手；这是文副书记，管组织，曾是区计生办主任，被称为乡上一支笔，写文章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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