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家企业合作，对方要求在展览里加入他们的广告，甚至提出要撤掉几个“不符合现代商业精神”的老故事。
林晚星坚决反对，却被馆长批评“太固执，不懂变通”。她看着书页上的批注，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坚持的东西，真的过时了吗？
第二章：消失的批注
三天后，林晚星带着《德育古鉴》回到拾光斋。老人不在，只有个穿白T恤的年轻男人在整理书架。男人看见她，眼睛一亮：“你就是那个找《德育古鉴》的姑娘？我是陈砚，老先生的孙子。”
陈砚告诉她，爷爷上周摔了腿，住院了。“他临走前特意嘱咐我，要是你来了，就让我带你去看样东西。”
他领着林晚星走进店铺后面的小院。院子里种着一棵老桂树，树下摆着一张石桌，桌上放着一个木盒。打开木盒，里面是厚厚的一摞笔记本，都是老人父亲的字迹。
“我曾祖父是民国时期的教书先生，”陈砚说，“后来战乱，他把学生们的德育周记整理成了这些本子。爷爷说，这些才是真正的‘德育古鉴’。”
林晚星拿起一本泛黄的周记，扉页写着“学生沈望舒”。第一篇周记写于1937年，内容是帮邻居王奶奶挑水，批注是“日行一善，如攒天光，积少成多，便能照亮他人”。翻到后面，字迹渐渐潦草，最后一篇写于1941年：“今日看到日军进城，先生说，道德不是软弱，是在黑暗里也要守住心里的光。我要去参军了，愿天光永存。”
看着这些文字，林晚星忽然眼眶发热。她想起馆长说的“不符合现代商业精神”，忽然觉得可笑。这些跨越了近百年的文字里，藏着最朴素也最坚定的力量。
离开时，陈砚递给她一张医院的地址：“爷爷想见你。”
医院里，老人躺在病床上，精神却还好。看见林晚星，他指了指床头柜上的报纸：“我看到你们馆里的展览消息了，听说有企业要插手？”
林晚星低下头：“馆长说，这样能拉到赞助，不然展览办不起来。”
老人叹了口气，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旧照片。照片上是一群穿着长衫的学生，站在桂树下，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中间那个戴眼镜的，就是沈望舒，”老人说，“他后来牺牲了，临死前托人带回一封信，说‘愿我死后，天光仍能照在孩子们身上’。”
“我父亲一辈子教书，就想让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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