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嫌墙皮掉渣掉进煤堆里，刮了三十年。去年走的时候，刮刀还插在第三道缝里，没拔出来。”
林砚去看过那把刮刀。黄铜柄，刃口磨得只剩一线银光，深深楔入砖缝，仿佛生了根。
他渐渐不再只看地面。他开始留意墙。
青梧的墙，是另一本摊开的账簿。
主厂房西墙外侧，从地面往上三米处，有一片面积不小的深褐色水渍，形状不规则，边缘晕染开细密的盐霜结晶。老电工老吴指着它说：“那是九八年大水，厂子淹了三天。水退后，墙里吸饱的湿气，每年梅雨季都要返出来，像哭。但你看这儿——”他用扳手敲了敲水渍正上方一块砖，“这块砖，是当年抗洪时，厂长带着人，从塌了一半的旧礼堂墙上拆下来的。他们用这砖，垒了临时泵房。水退后，砖没还回去，就砌在这儿了。所以它比别的砖，多扛了二十年潮气。”
林砚伸手摸去。那块砖表面粗粝，颜色略深，砖缝里的水泥泛着青灰，与周围明显不同。
他忽然懂了父亲那句话——“青梧的地，认人”。
地认人，墙也认人。连一块砖，都记得自己被谁的手掌托起，又为谁挡过水。
二〇〇五年冬，青梧启动改制。
消息像一场无声的雪，悄然覆盖整个厂区。先是总厂大楼走廊里多了几份加盖红章的文件，标题印着“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接着，食堂窗口的菜价栏旁，贴出一张手写通知：“即日起，职工持股登记开始”；最后，广播喇叭里，厂长的声音变得低沉缓慢，念着一串串名字——那些名字后面，跟着“内退”“协保”“买断工龄”等陌生而冰冷的词。
林砚在工艺组办公室整理旧图纸时，听见隔壁质检组传来一声闷响。
他推开门。
苏晚站在窗边，手里捏着一张薄薄的A4纸，纸角已被她无意识揉皱。窗外，几只麻雀正啄食窗台上残留的饼干屑，叽叽喳喳，浑然不觉。
“你看了？”她问，声音很平。
林砚点头。他手里也有一份同样的文件，上面有他的名字，后面标注着“留用，岗位不变”。
“我弟弟，”她忽然说，目光仍停在窗外，“肾病复发，需要换肾。手术费，三十万。”
林砚没接话。他知道她弟弟的事。也见过她下班后骑着那辆旧自行车，绕远路去城西的药材市场，只为省下五块钱的公交费，买半斤野生黄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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