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了他许多荒谬而又无甚大用的“小道”。
甚至，就连跟在他身后的七八名少年医学徒，也能对很多的病症和诊治说出一些独到的见解。
未几，那位董医官还询问他可有独特的药物偏方，拿来与众人分享和品鉴。
从医多年总结和钻研出来的药方，蔡文水自是不愿献出，以各种理由推脱和辞拒。
虽然，一番深入交流下来，你们看起来医道很高的样子，对人的各种身体机能和病变问题也说得头头是道，但到底手上有几分真章，那还不得为知。
你们想要从我口中套取赖以为生的药方秘术，那以后如何再让我凭此讨生活？
不过，看到他这副推拒的模样，那位董医官立时就变脸了，严厉斥责他这种弊帚自珍的行为，说他这般做派根本不利于医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更是置万千百姓生命健康而不顾。
想想古人，通过不断地钻研和探索，相继成书《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众多经典医书，为后人造福。
更近一点的，则有李时珍历时二十余年，著书《本草纲目》，收载药物六十类，计一千八百余种，并附药图千余幅，更载附药方万余个。
此等集数年前药物学之大成的典籍，濒湖先生（李时珍号濒湖）劳心费力地将之著出，公之于众，何曾有过任何私心杂念？
说到激愤处，董医官直接将一本他们所编著手写的《启明医科》扔到他面前，让他好生学习和品鉴，以示无私。
畏于此般威压形势，蔡文水不得不献出自己所存的三十余帖药方和医道秘术。
囿于对方有精熟的医道，他也不敢胡乱写就随意糊弄过去。
到了这里，自己和家人的小命可都捏在他们手里。
万一，让他们发现药方不对，治坏了病人，说不得就要拿他是问，处以严苛的惩罚。
不过，他还是存了几分小心思，并未把几个重要的药方和秘术尽数献出，而是将之默默地熟记于心。
未久，蔡文水便被征入医政防疫部门，成为一名“官方郎中”。
在随后的日子里，他除了跟着医政人员诊断治疗前来就医的病患外，还经常参与并接受新的医学知识的学习。
还别说，一个多月以来，他还真是开了眼界，学到了不少闻所未闻的施治手段，甚至有些理论和知识还颠覆了他从医十余年所树立的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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