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乃不能矣。”
这话既是事实，又是托词。
张孝祥这个宰相种子自不必多说，哪怕是朱熹也有一任的知县经历，若是在宋国为官，在外放就能成为州通判，也就是一州之地的二把手，在朝中就要为御史之类的清贵官员。
但刘淮如何能让他们轻易的当上知州？
还没有考察，就要吸纳进政体之内，岂不是取祸之道？
而且以宋国的体制，边地的知州通常文武一把抓，除了中央分配的转运使掌握财权，已经无限接近于唐朝的节度使了，刘淮不可能让外人来当这个职位，给自己找麻烦。
所以，哪怕是张孝祥，刘淮最多也只能先让他当一州通判，负责一下民事，过上一年半载，考察通过之后再委以重任。
至于其余没有什么名气的士子，刘淮准备直接将他们吸纳到军中，当一任参谋军事。
这是唐朝时的老办法，当时的科举制度还不健全，如果文人不能从正常流程中做官，往往会到边地参军，协助各路节度使管辖兵马，收拾后勤。
历练上几年，再有节度使向中枢进行报功与推荐，而此时中枢一般就会任命他们当亲民官了。
其中道理是很简单的。
你能管好数千大军的后勤，能协调好边地地方与军队的关系，那么你管辖一个县是没什么问题的。
刘淮虽然有这番安排，但依旧显得过于托大了一些。
别人不论，这可是张孝祥啊！
你将他带到北地，让他当通判？是不是过于羞辱了一些？
然而张孝祥似乎也是早有准备，继续拱手表态：“大郎熟知北地，文武之事皆是十分在行，自有全盘规划，我只是一介书生，自然要听从刘大郎的军令。”
山东与两淮此时算是边地。
虽然这句话十分难绷，但对于南宋来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边地什么最重要？
当然是军事！
这是要时时刻刻发生战争的地方，将军的职权近乎无限大，也因此，张孝祥一开始就有心理准备去拿低作小。
说句难听的，如果张孝祥非要争这个主导权，大家一拍两散，还说不定是谁吃亏呢！
张孝祥既然表态，其余几名士子即便心中有些不舒服，也同样纷纷颔首。
既然将话都已经说开，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好说了。
都亭驿中摆开了宴会，大家觥筹交错，互相吹捧。
刘淮自然没有什么文学素养，除了抄的后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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