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午夜，由蒸汽护卫舰“复仇者号”和蒸汽炮艇“维苏威号”领衔的海峡舰队分遣中队便从朴茨茅斯秘密启程，挂着例行训练的旗号，全速驶向泰晤士河口……
如果他们在1829年毕业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更宽容、更自由的英国社会，也许后来的一切会截然不同。
或许埃尔德·卡特会像他自己最初期望的那样，在圣詹姆士街开一家出版古典文献的小书店，白天用鹅毛笔抄写拜伦和雪莱的诗集，晚上邀上几位文艺青年饮酒作乐、谈天说地。
或许亚瑟·黑斯廷斯会在市中心某处租下一间低矮却朝南的公寓，成为他心心念念的历史学者，白天为《泰晤士报》和《晨报》写上两篇社论，晚上则埋头于十六、十七世纪的故纸堆里，偶尔在贫民救济组织里当一回义工，向他们讲述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契约。
可惜，
历史没有或许。
1829年，他们迎来的不是盛世的英伦，而是一次毫无预兆的经济危机。银行接连倒闭，追讨债务的通缉令充斥着报纸版面，运河与矿业股票暴跌，失业率飙升，纺织工人走上街头，印刷工人发动罢工，农村地区则因为农业减产爆发饥馑。
伦敦大学的新晋毕业生们，在那一年不是奔赴工作岗位，而是纷纷削减开支，寄居亲友，靠着旧衣裳和傍晚市场上的打折食品度日。
而亚瑟·黑斯廷斯，这个一度被教授们称为拥有“布卢姆斯伯里最锋利的舌头”的年轻人，却发现他递交的海量求职信，从未收到过一次回信。
他很快就明白了，那些在校时看起来唾手可得的机会，其实只是橱窗里精心布置的蜃景。中产的门槛从来不是靠学历，而是靠姓氏、靠教会背景、靠父亲的名字。
亚瑟沉默了。
沉默是他表达愤怒的一种方式。
埃尔德则爆发了。
他烧掉了那本用心校订的拉丁语版《理想国》，甩掉了花呢西装，听天由命的去了海军部报到。
然而，不论他们怎么想，命运从不会为了年轻人的一腔热血让路。
伦敦还未从上一轮经济低潮中复苏，新兴的中产阶级在股市暴雷和债券违约中元气大伤，而底层民众的愤怒也正在酝酿。政府在忧虑治安状况持续恶化之际，成立了一个名为“伦敦大都会警察厅”的新机构，史称“苏格兰场”。
正是在这一年，亚瑟·黑斯廷斯走进了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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