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当时狂热的军事气氛，更拒绝为皇帝唱赞歌。
不过至少在1830年之前，他确实舒舒服服的当了好几年的专制君主。
而对于基佐来说，1820到1830年是他最难熬的十年。
他回到了大学潜心治学，对学生和社会大众宣讲他的思想，还出版了许多历史方面的著作。
《欧洲代议制起源史》、《法国史概论》、《有关英国革命回忆录集》、《17世纪英国革命史》都是这一时期的著作，而单是从基佐的选题就能看出他到底想要说的是什么。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现政府的异见者，但基佐从不主张采取暴力手段去推翻现政府，而是坚持合法斗争才是解决问题最好路径的观点。
而政府对于基佐观点的回答是——他们取消了基佐在索邦大学开设的所有课程。
不过这并不是令基佐最感到煎熬的事情，他最痛苦的是：当路易十八病逝，查理十世继位后，禁止移民，重启对渎神者死刑的条例法案一个接一个的出炉。
议会内部也因此出现了巨大的割裂，以夏多布里昂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自由派认为这纯粹是历史的倒车，是在压制自由，亵渎天赋人权的思想。而以布尔多涅为首的极端派则认为对于大革命的清算还远远不够。
更令基佐几近崩溃的是，与他相恋多年，大他14岁的妻子，女作家褒琳·德·莫兰病逝了。
<divclass="contentadv">或许是为了安慰丈夫，又或许是为了让他永远记住自己，褒琳在弥留之际帮基佐安排好了下一段婚姻，她将自己的侄女介绍给了丈夫，亲手帮他续了弦。
而褒琳在离开的时候，仿佛也顺手将丈夫的坏运气一同给带走了。
查理十世倒行逆施的恶果终于显现，为了平复国内愈发动荡的局势，他不得不进行了内阁改组，而基佐在索邦大学的课程也得以重新开设。
在索邦大学中，历史学的基佐，哲学的库赞与文学的维勒曼组成了索邦大学的学术三剑客，他们在一起公开联合授课，每次课程都能吸引来数千名市民自发前来听课。
这些市民当中既有年轻贵族，来自中等阶层的学生，也有下层社会的小商贩和士兵，甚至还夹杂着许多外国人。
而雨果、大仲马、维尼等浪漫派文人也经常会来到索邦大学聆听基佐的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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