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着自由的理念，不太愿意对我们下层人民生活方式采取干涉态度。
但是这几个月，也不知怎的，他们全都把注意力给转移过去了，也乐意同他们分享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了。从一开始的委婉规劝，再到热情的近乎于激烈批评，甚至还有一些绅士淑女们开始希望能采用一些……嗯……积极的、主动的、不那么自由的手段去‘帮助’他们改变生活习惯。
今年对于工人们“酗酒”行为的批评，可能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大规模的一次了。而主教们也对突然收获这么多支持者感到受宠若惊，上院的主教团甚至希望能借此机会推动全国禁酒，如果能够连带着一起禁绝鸦片，那就更好不过了……”
巴林听到这里，只是轻轻咳嗽了一声：“迪斯雷利先生，您扯得太远了。”
迪斯雷利也明白巴林的意思。
虽然他和巴林在改造城市上有着相同观点，但由于二者党派不同，他们的基本盘还是有区别的。
迪斯雷利能够上位靠的就是打传统牌，他代表教士这样的保守派说话是应该的。
但是巴林背后的却是整个伦敦金融城和英国贸易商团，对于这群人来说，不论是禁酒还是禁鸦片都没得谈。
不过相应的，如果真闹到了要禁酒、禁鸦片的地步，让辉格党扩充卫生委员会权力好像也不是不能谈。毕竟霍乱的现状就摆在面前，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权从其轻，这种选择题做起来非常简单。
亚瑟的话让巴林打开了新思路，他眉头一挑，忽然轻声朝着迪斯雷利问了句：“如果……我是说如果……托利党要求下院组织禁酒委员会，您觉得成功率高吗？”
迪斯雷利的笑容先是一僵，旋即绽放的更灿烂：“虽然成功率不高，但是如果主教们的意志如此坚定，那我作为他们的忠实拥趸，也就只能勉为其难了。”
巴林一本正经的合上文件：“当然，虽然这么说可能冒犯到了主教们的神圣威严，但是我觉得禁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毕竟您也看到了，黑斯廷斯先生在利物浦的时候，提出的一项重要预防措施就是用啤酒取代不干净的饮用水。”
拉塞尔医生听到这话，疲惫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一丝笑容：“那事我也听说了。亚瑟·黑斯廷斯，1829年由伦敦大学出品的不列颠皇家酒桶。不得不说，主教们骂人可真够毒的。其实比起喝那些不干净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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